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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学习]十一: 仁: 主题题解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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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孔子,真挚,诚实,善良,热情,有着不可救药的真。
       他没有道家的虚无,他愿意从自己做起,一步步,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改变这个世界,他是四分之一的现实主义者。
    他没有墨家那么清教徒,他喜欢体面的生活,喜欢听听音乐看看书,偶尔出游,即使拮据也不愿意失去身份,他是四分之一享乐主义者。
    他没有纵横家的投机倒把,到头来只好回去写书,七十多岁了没有什么大成就,他想着按照自己的方案改变这个世界,就不愿意妥协了,他是四分之一的理想主义者。
    他没有阴阳家的虚无缥缈,他总是记着人,心心念念要“爱人”,仁也好,义也好,都是人,他是四分之一的人文主义者。

    他的人生,没有什么辉煌的记录,可以称得上“业绩”的,除了写了几本书,就是收了三千个学生,出现了七十二个贤人,虽然按照今天的升学率,那简直不值一提。
    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业绩,放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聘用他。可是,这个人,即使剥除掉那层人为的神话外衣,还是称得上,万世师表。
本主题由 管理员 admin 于 2014/5/21 14:35:26 执行 主题置顶/取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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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从审美意义上看,知者与水、仁者与山具有某种契合的气质,知者为人处世灵活变通,故向水那样缓缓潺潺;仁者处世不惊,安稳沉重,故而像山一般峻拔峭立。仁爱思想可以说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在家言孝悌,在外则爱人;政治上讲求以德治,为人处世则追求温良恭俭让的良好品质,所有这些都归于“仁”,心中存“仁”,就能孝敬父母长辈,家庭和睦;就能上行下效,民风归厚。“仁爱”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存在于《论语》之中的,它更是一条通向大同社会的道路,孔子论“仁”,关键是想要实现他的抱负,构建一个理想社会。
孔子的社会理想又是怎样的呢?《论语·公治长》孔子说他的志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一个相互敬爱的和谐社会景象。《论语·先进》中曾皙所说的志与孔子十分契合,也是孔子最为赞同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樗,咏而归。”这正是一种大同社会的和顺景象。孔子所一生追求的,大概就是希望天下一统,社会繁荣,人民和乐吧!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孔子眼中这种理想社会的理想呢?从《论语》中来看,仁的思想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道路。
儒家思想注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应该指的是“仁爱之心”,有了这么一颗内在的灵魂,人的意念就会诚而且信,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会提高,从而带动家庭的和睦,乃至促使社会之风的淳厚质朴,国家的治理也就如春风化雨一般了,最终走向大同社会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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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自身修养来说,人要修得“仁”心,才能做出德行,而后才能推动社会的和谐。“正心”、“诚意”和“修身”都是个人的事情。个人要修得“仁心”其实不难,《论语·述而》中有载,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达到仁的境界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只要一个人一心向仁,他就能够达到,仁与不仁也只是一念之差罢了!从具体方面来论述,如何才算达到“仁”呢?对此,孔子针对不同的境况作出了不同的解答。
《论语·颜渊》中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诸事斯语矣。’”孔子注重因材施教,针对颜渊对“仁”的疑惑,他认为要做到“克己复礼”,只要能克制自己,在行为上符合礼节,那么从“我”心出发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一个充满仁爱的世界了。在孔子的那个时代,他认为要实现一个理想社会就要恢复礼乐制度,不符合自身身份的事物不能看、不能说、不能听、不能动,而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我觉得是做人要符合对他人讲礼貌,尊重别人等日常行为规范。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也矣。”(《论语·颜渊》)在外待人如见大宾,在上使民如临大祭,这是以重“敬”的精神,尊敬他人是仁者的一个重要品质;自己所不想要的不要施加在他人身上,这是“恕”,仁者必有一颗宽大包容的心;在国、在家处事,皆能不怨,尽职尽责,则是仁者所为。敬、恕和不怨,都是直指人心的良好品质,能敬重别人,能宽恕别人,也就能遇事而不怨了,如此居心,那么视、听、言、动也就无不合乎礼了。这是仁的另一个具体的体现。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其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论语·颜渊》)仁者如山,沉稳不躁,谨言慎行,知道有仁心不难,但行为上遵从仁心是不容易的,所以说话会迟钝,避免說錯话,凡是都是三思而后言,三思而后行。
作为一个居心于仁,立行于仁的人,不仅要做到遵从礼仪,谨言慎行,更重要的是要做到“爱人”。樊迟三次问仁,两次兼问知。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这是“敬”,难事做在人前,“当仁不让于师”,获报则退居人后,谦让而有礼。第二次,孔子只回答说:“爱人。”而后针对他问的“知”回答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对此有疑惑,子夏说得好,瞬举皋陶而使得不仁者远矣,汤举伊尹而是不仁者远矣。这一次的“知”其实也包括在“仁”之“爱人”内,懂得亲近仁者,正是知的表现,而亲近仁者又是爱人知人的体现,所以两者是相互结合的,重要的还是在于“爱人”。樊迟第三次问仁,孔子对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恭敬忠信这些品质即使到了蛮夷之地也不能丢弃,这是仁者的重要行为品质。综合三问,唯有第二问是最贴近核心的,无论是从为人处事是否合乎礼仪上说,还是从对待他人是否诚信忠厚上,都是要求以“爱人”之心来待人接物,所以,仁者爱人可谓是仁的核心了。要成为一个具有仁心仁德的人,必须有一颗爱人之心,然后意即可诚,身亦可修了。
反观我们自身,我们是否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了呢?也许我们看人更应该从他优秀的品质出发,而不要总是挑别人的毛病,而且,如果我们也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认为别人做不到就是他的不是。我们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在这个日益僵化的社会体制当中,待人接物总是缺少一种温度,也许我们越来越像一部机器而非人了,为了生活奔波劳累,却失却了一颗爱人之心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习惯性地对待生活就像对待公务一样,有条有理,却缺乏发自内心的敬和恕。这是从个人的自身修养和行为上来谈论“仁”,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论述又是如何来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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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从齐家的角度来谈“仁”的思想。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晚年的弟子有子认为一个能够孝敬父母,尊重兄弟的人,很少会做出以下犯上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就更不会去制造骚乱了,所以他反问道:孝弟是仁之本吧?钱穆先生在他的《论语新解》中注释说:“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生于根。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于心则谓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于人群为道。”首先要有仁心,其次才能有人道。一般而言,父母兄弟是我们每个人最先接触的人,所以,我们要修得仁心,也就要学会孝、悌。仁者爱人,要做到爱人,在最初就是要爱父母,爱兄弟。孔子也说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有余力,则以学文。”说的正是弟子在学方面首先要重德行,而重德行首先要懂的孝弟,谨慎忠信,爱人亲仁。
正所谓上行下效,家不只是家,还是一个小的国,《论语·泰伯》中说:“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人;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在上者厚待其亲人,百姓闻其风,则民风归于淳朴敦厚是必然的趋势。礼是一种制度,人的恭、慎、勇、直都需要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会导致劳扰、畏惧、犯上、激刺,而有了礼的制约还只是在外的顺承,必须有仁在内驱动才能使人与亲人相处睦顺,这种风气得到发扬以后,则千家万户都能够归于融融之境,亲人之间的相爱得以孕育并生长,乃至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不仅有礼,而且有爱,天下万物就会呈现一派生长之态,太平景象也就不难想象了。
反观我们自身,我们有做到孝敬父母吗?如今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的这一代人,自小就沉溺在父母长辈的过分宠爱之中,以至于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有时候父母不能答应他的一个要求就大发雷霆,殊不知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然而,宠爱他的父母有没有得到他的敬爱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每天都感恩于父母对我们的给予和付出,同时也应该思考,我们能为父母做些什么,我们为父母做了些什么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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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真正意义上的治国上,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的德治。
《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并不像法家那样重视刑罚,而注重德化和礼治,从人的内心去感化他人,让犯了错误的人感到羞耻,这样他就会改正自己的错误。而若果一味地用严苛的方法惩戒犯罪者,那么人们就只会想尽方法不触犯借条而不会对触犯借条感到羞耻,这样,就可能只会引导人们逃避刑罚,而不会引导他们不去犯罪。所以,孔子就觉得要从人的心灵上去除犯罪的动机,引导人们向善。这种以德化之的做法要实现首先要求统治者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在上的人如果自身不仁,修养不高,也就很难做出典范作用,以此感化在下的民众。那么,在上者如何追求和坚守仁道仁德才能使在下者受到感化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指的就是在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有抱负,坚守仁道,并且直到死了以后才放下抱负,才算是尽了他们的本分,这样,受到他们治理的老百姓就会被他们的弘毅之气和对固守之精神所感动。士之所以任重而道远,至死方可休,是因为,有仁之心虽易,但是坚守仁是很难的,就像孔子对颜渊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孔子赞扬颜渊是因为他的行为能三个月不违背仁,而其余的知识每天至于仁就算了。而士能坚守仁是困难的,需用一辈子去实行。钱穆说:“以能问于不能,是弘。大节不可夺,是毅。······心弥小而德弥恢,行弥谨而守弥固。以临深履而薄为基,以仁为己任为量。”
在上者要是存仁在心,那么他的治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仁政,达到德治,以至于春风化雨,感化民众,使得民风归于淳朴敦厚了。“‘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有毅力和决心做到不好胜、不自夸、不怨恨和没有贪欲的事情,则说明有能力做出一些困难的事情,而不能说这就是仁。仁应该发自于内心,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学者若能以仁存心,如火始燃,如泉始达,仁德日显,自可不待遏制而死者绝。这对统治者是有所启发的,统治者如能存心于人,那么骄奢淫逸之气不用遏制也自然能够断绝,德政也就能够实行了。
《论语·子罕》中有记载孔子之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知者不惑和勇者不惧都不难理解,那么仁者为何不忧呢?这里的忧说的应该是个人的私心忧愁,仁者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所以,个人的忧愁在仁者一方就被抛弃了,仁者能心怀天下,如高山那般滋养万物,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大爱大优,以期天下万物都能在他的仁爱之中萌芽生长。反观我们现代社会,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其实制度的不完善只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个人失去了传统中“士”的这一修养气质:也就是把“仁”作为自身终身任务来坚守的这种精神气量。
最后,平天下以实现大同理想才是最终极的仁!
《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相公子纠时,君臣未定,及公子小白既得王位而杀公子纠,鲍叔牙能为公子纠死而管仲经引介相公子小白,不能死,所以子贡对管仲是否仁者发出了疑问。管仲的仁是大仁大义,而非小仁小义,他的仁者品格体现在能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乃至一匡天下,社会稳定了,民众免于苦役征战,还认为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受到夷狄入侵,民风民俗都难以保存,也就更提不上仁义了,所以管仲的仁体现在他为后世谋福利。反观当今,由于许多负面的社会现象让许多人觉得“中国梦”只是说出来好听的门面功夫,而其实,这不只是关乎国家管理机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经受过屈辱的历史,如今的历史是由我们来承担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即将到来的大历史中扮演自身的角色呢?这是需要我们反躬自省的。即使我们没有管仲的才与德,也不能完全做到“仁者不忧”那样抛弃个人愁虑,但是我们是可以无限趋近那种境界的。至少,关注国家大事,了解国际形势并非只是上层建筑中的人的事,而是身为公民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
孔子的政治抱负正是想要营造一个理想社会,作为人子,必须孝敬父母,作为人臣,忠君尽职,作为人君,有德爱民,贯穿其中的只有一个“仁”字。孔子认为施行仁政要有礼乐制度作为辅佐,而这关键都是在与“人”,而不是在与制度本身,有德者,天下治;无德者,天下乱。这不想古希腊时代的先哲那样,追求一种严密公平的公民制度去管理政治,西方的传统理政正是追求一种“公平”,不想孔子所说的那样,关注的点在于人的“德”。从个人的修得到家庭的和睦,从家庭的和睦到社会的稳定,乃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这样的一种循循渐进的理政思维追根究底可以说是一种精英政治,只有有德有才的人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人,而无才无德的人则需要扮演一个追随者的角色,要么接受感化,使得自身的德行臻于淳厚,要么成为一个无耻之徒,游离在道德力量之外。
在现在看来,这种“仁”的力量是有缺陷的,政治不能只依赖个人,如果个人不值得依赖,那么就必须要寻求制度,所以,融合西方的治国理政之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能使得这个即将理想的社会不至于松散。
“仁者乐山”,山之美在于比人之德,人能如山班坚固稳重,受万物滋养而又能滋养万物,则是一个有仁者气质的人。父慈子孝,上行下效,社会也就会像山一样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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