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在义利相依的大框架下来言利的。荀子直接言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后世儒家更为深刻地论述了义与利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吴廷翰认为义利相和：“义利原是一物，更无分别。故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盖义之和处即是利，必利物而后义乃和。”（《吉斋漫录》卷下）王夫之指出，离开义而逐利，就不能立身；而离开利而尚义，则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立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入害，人用不生”（《尚书引义》卷二）。 当然，儒家并非就认为利与义是相提并论的，而是认为利是从属于义的，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主流观点和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义以为上、由义取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奠定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的基调。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否则，“放（仿）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孔子主张杀生成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义利观，提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孟子甚至更为激进地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思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荀子继续高扬这一基本立场，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义所体现的其实就是“现实的人”的本质――道德生命，利则表明了“现实的人”的前提――自然生命。这样，义利观不但将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还为实现以德立命提供了现实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