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都是价值范畴，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离开人便无所谓义与不义、利与不利。因此，有人认为义利观不属于认识之列，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其实，义、利和义利关系有主体性，也有客体性，义利观也并非无是非正误可言，它完全可以作为科学来研究。如果义利观不可能成为科学，关于义利观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
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是对立的，要利就要舍弃义，要义就要舍弃利，二者不可得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在儒家那里，“利”有比较明确的含义，即个人的物质利益，亦即私利，但“义”的含义则十分抽象、含糊。《中庸》把“义”界说为“宜也”，与什么宜呢？与儒家的道德规范、道德标准相宜，而儒家的道德规范是很多的，因而“义”的含义也就无法统一了。义属于道德领域，利属于经济领域。不了解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是很常见的，不仅中国古代如此，西方近代也如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理解二者的共同点和区别之处。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义与利的含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物质利益来界说义与利，这样，义与利的区别就不是对立的两类事物的区别，而是同一类事物间的区别，即整体与部分的区别。这就是说，义与利都是利益，不过义是社会整体利益，利是个体物质利益，每个人的物质利益不过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作者由此认为，儒家主张先义后利是合理的，其偏向在于把先义后利夸大成了重义轻利，甚至在有的地方以义来否定利，从而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了。这种分析是相当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