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曾说“仁者，心之徳、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他对于“义”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强调“心之制”，即指“义”乃约束“心”的手段，是“心”动的依据，要求心之所动不可不义；另一方面强调“事之宜”，即指处理事情要做到适宜，根据傅佩荣先生的理解“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从朱子的理解来看，“义”既包含了行动之前的动机，也包含行动之时的具体做法。因此“义”应该是由内而发的符合正义的行为。而告子却认为“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这与孟子以及朱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行为将不必求合于义了。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因为各国诸侯不注重义的重要性，只看到利，才会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而在今天，我们更应该见利思义，所做所为应该追求合于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