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学习]三、中华经典教育的现代价值 [复制链接]

        确立道德建设机制，共筑文化强国梦是筑梦工程，是良心工程，是民族成长进步的阶梯，是国之大事不得不察。政府应充分运用法治思维，把道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为道德建设机制装上“安全阀”，用有力的制度保障道德实践，宣扬传统、宣扬典型、保护典型，让人人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共圆文化强国梦。
        确立道德建设机制，构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应建立完善典型激励机制，使之规范化、常态化。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典型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可喜的是，在全国上下的努力下，学做典型成为时代风尚，为乡亲守护光明38载的农电工--葛春，子债父偿的诚信老爹--李开诚等“最美”人物相继涌现，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宣扬典型只是上篇文章，激励典型是下篇文章，两者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制度远比激情更可靠，激情退却过后，用制度给典型淬火，方管长远。藉此，政府应把典型激励纳入文化强国建设机制中，打造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典型孵化器，让典型在激励机制的引领中遍地开花、结果。

         《玉堂丛语·行谊》记载了发生在明代的一个故事：清官杨鼎在升任户部右侍郎时，担心难以胜任，便写下“十思”座右铭，时时提醒和警告自己。这“十思”为：“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也就是说，要坚持仁义宽容、勤劳争先、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坚定勇敢等。“十思”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也体现了历代中国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坚守。
        中华传统美德立足于现实的人、立足于你我他组成的社会。中国人从来相信，每个人都要讲道德，道德跟每个人有关;天道与人道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例如，孝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这一方面赋予道德极高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将道德深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能够通过加强自身修养，做到“尽心知性”，甚至可以“知天”。这就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增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华传统美德以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在承认人不能离开“利”、应当“义利双行”的同时，强调要“义以为上”“重义轻利”;强调守住“以义制利”的红线，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此“重义”，最根本的原因是“义为利本”“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中华传统美德强调，一切有道德的人特别是政治家，都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兴天下利”“利济苍生”。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处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的关系，认为“公私相背，善恶所由”。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上的问题都是由于公私的对立引起的，“善恶生于公私”。人们道德水平的高下也体现在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不同态度，所谓“君子小人趋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此外，如何处置公私关系还决定着个人甚至国家事业的成败，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中华传统美德一直认为“公”是最高境界，“天下大同，圣贤至公”。因此，人也应“至公无私，大同无我”。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应坚持“破私立公、克己迁善”原则，通过省察克治，做到“公重私轻，公而后私”，达到“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规范中，如仁义礼智信、勤俭诚敬和等。

        中华传统美德注重知行合一，在重视道德认知的同时强调行，认为“口说不济事，要须实践”。也就是在重视人的道德教育和培养的同时，努力促进道德意识的实践和力行。这不但是因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假对错的标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中华传统美德充满了真善美，教会了历代中国人怎样立德做人、怎样治国理政，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但如此，中华传统美德还为今天的伦理道德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不随物流、不为境转、不为名利而动心、不被假象所迷惑?从道德修养的层面来说，需要我们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丰富营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