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认为勇有大小之分，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他明确区分了大勇和小勇。小勇是“匹夫之勇，敌一人者”，而大勇是“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难看出，孟子认为勇的大小以义为界即是否出于正义、合乎道德。小勇只是逞个人之勇，只能敌一人，不讲义与不义；而大勇则是为了公利、天下百姓，所行的一种合于道义的勇往直前的德性行为。从“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中可以看出，大勇还具一种仁爱他人、积极作为、勇于承担的豪迈特质。孟子推崇大勇，认为大勇是君子、仁者必备之德，只有行大勇，“仁政”和“王道”才能施行，所以他劝诫君王“无好小勇”。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中，孟子通过与公孙丑的对话，继续论述大勇的人格特征（也是大勇想要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不动心”，即面对各种诱惑、危险等道德困境，能够从容应对、理性思考、不忧不惧，做出进退适宜的道德选择。当道义不在我这边，即使对方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当道义在我这边，那么，即使对方拥有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为了心中的大道，真正的（大）勇者能够超越生死，做到舍生取义、杀身以成仁。当然，这并不是说勇者只是一个冲动、鲁莽、的人，恰恰相反，勇者是一个热爱生命的大丈夫。可以生甚至死会伤害道义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生，他们会设定远大的志向，以坚定的意志、刚毅果敢的性格，积极作为，努力践行大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仁爱他人。但是，当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德困境时，为了心中的道，他们也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去践行、印证心中的大道。“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其勇。”
孟子的大勇是一种由义统帅，与仁、与智、与节相配的理性之勇，并不是简单的血气之勇、体魄之用、莽夫之勇。在肯定大勇的同时，孟子也并没有全盘否定小勇，而是认为小勇也有成大勇的可能性，通过“大之”来实现从小到大的转化。而这个“大之”即养勇，通过养勇，以期实现不动心的理想状态。而养勇的方法不同，所实现的不动心的程度又各有不同。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过程中，列举了以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为代表的三种不同的养勇方式。北宫黝是通过“不肤挠、不目逃、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的方式养勇，他的勇是一种以必胜为主的体魄、血气之勇，缺乏反思和判断；孟施舍是通过“视不胜尤胜、能无惧而已”的方式养勇，他的勇是一种以内心不惧为主、忘我、无我的神勇、守气之勇；曾子是通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方式养勇，他的勇是一种反求诸己、经过自我反思，确认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而做出相应进退选择的理性之勇。在这三种养勇方式中，前两种养勇方式缺乏义与理性，而第三种养勇方式则着眼于合义，注重反思，孟子最为肯定的是第三种养勇方式，认为北宫黝不如孟施舍守约，而孟施舍守气又不如曾子。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孟子所推崇的勇是一种以义为根基、由义统帅的，经过理智思考，坚守内心大道的无畏精神和与之相伴随强烈的外在精神反映（合乎仁义的勇往直前）行为。
孟子认为心既受志的影响，又受气的影响，而志气二者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因此，要养勇、实现不动心，既要有志的统帅，树立道德本心，以良知为根本，指导正确的前进方向；又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气，充盈于内，表征于外，以促进、激励勇的实现和志的践行。志与气协调一致、相辅相成，就可以促进人理想人格的培养与完善，达到不动心，成就大丈夫的理想目标。具体说来，就是要立志养气，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至大至刚之气，以正直来养浩然之气、一点也不伤害它，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养浩然之气需要配合义与道，没有义与道的辅助，它就没有力量；浩然之气是由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偶然的义行为并不能产生浩然之气；浩然之气需要内心的坚持不懈，稍一放松、有愧于心，就会疲软。由此可以看出，浩然之气是以道德之善为基础的、集勇气、志气、豪气于一身的精神之气。要培养它，就要由心而发，认同道义并以此为人生信念，不带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去践行它，要时时想着它，按照规律循序渐进的去做合乎道义的事，不要揠苗助长、急于求成，也不要松弛懈怠，它是一个需要毅力、持之以恒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