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良知看似简易,其实并不好理解,粗略的看可以说是德性、理性和感性的合一,但这并没有把握到良知的实质,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凑合”。心学大家阳明先生对良知的体悟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而之所以没有说破,只是担心学人将良知“做一种光景玩弄,辜负此知”,所以古人教学总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其实是有深意的,如果学生没有理解到那个层次,说了也是白说,学生并没有吸收,反而有可能增加更大的疑惑,所以他们教学一直遵循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只有这样,所讲的东西才能真正对学生有益。良知亦然,学是真正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的,否则就不能谓之学。在阳明学生的良知学中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只有知行合一方可谓之学。
再回来看良知,良知说是阳明学生经历宸濠宗泰之变之后所领悟出来的智慧,而他的学说最终也是以良知说承之于世,所以不可对良知不可轻易放过,囫囵吞枣。阳明先生之“良知”虽取自孟子“不学而能,良能也;不虑而知,良知也”的“良知”,但在阳明之处已经赋予了良知新的意义,这也正是他的原创性之所在。
因此,需要辨明良知何谓?阳明的良知是兼具本体论意义、价值论意义以及现实的发用的。就本体论而言,良知本身就是本体,这一点是其特出第一义,在孟子中并没有这种强调,阳明义良知为心之本体,心在根本义上就是良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宋儒以下都非常重视形而上本体论的建构,以应对佛学的挑战,所以阳明的良知就是形而上的道,他曾明确提出“良知即是道”“良知即是天理”的观点,因此,良知就是“道”“天理”的实际承载者,在一点上,“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与物无对”,所以良知是天地宇宙的本源,从而良知是无待之绝待,它是最终的决定者,如同空中之太阳,万物的生长枯荣皆因其所定。
而良知的价值论意义也正是因其本体论而得以彰显,这也就意味着良知是判断善恶的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点不得。”“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都表明良知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正是良知的这种知明朗照,现实的善恶才无所遁逃。故一念之萌动,善则存之,恶则去之,何等简易直接?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得以成立全赖此良知的虚明朗照,正是良知的这一本体特质,现实人生的为善去恶的功夫才得以进行贯彻,否则是不可能的。
最后,良知的现实发用,“四句理”中明确指出: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心之体,物者意之着。良知的现实发用也就是意和物,在阳明的后期思想中,良知就是心的代名词,所以,意和物皆因良知而生,都是良知的现实发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南镇观花”,学生问:“心外无物,此花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他答道:“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既见此花,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之外。”这段回答令人咀嚼起来余味无穷,表面上看他是在回避问题,殊不知他所要强调的也正是良知的妙用,“同归于寂”表明了良知作为本体无时无处的冥然独在,此知无时无刻都是朗朗清明,遇物便因物现形,“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妙用,因此“花”“颜色”都是这种妙用的结果,否则知“花”和“颜色”的又是谁?倘若没有良知,“花”和“颜色”又在何处?所以他还说道:“我的良知便是天地鬼神的良知,天地鬼神没我的良知不可谓之天地鬼神,草木瓦石没我的良知亦不可谓之草木瓦石。”这也正是良知的现实发用,即我们的知觉,“南镇观花”中很明显的表达了这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知觉并不离良知而独在,相反,知觉之所以能在乃是良知作用的结果,所以天地万化皆在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这里理解的困难在于我们总是把良知局限于我们的身体里,或者说心里,其实良知远远不止于此,不跳出这一层是很难理解阳明看似悖论的各种的说法的。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本体的良知就存在于它的现实发用之中,舍用而求体是乖其体,阳明不承认有一个孤立独在的本体在那里发用,如同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一样,“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其实贯穿于他对良知论述的始终。换言之,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模式,非此非彼而即此即彼的中道思维。由此,阳明的苦心,我们自能深深体味得到,否则真如他所说的,只能当成一种“光景”玩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个人实有诸己的体证,这也是良知学的本旨所在。
良知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知觉,它的本旨是与这天地宇宙的生生运化是合一的,所以致良知的历程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力时时充实饱满,存善去恶,以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和吉凶,先天弗违,后天奉时,如此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真,而这也正是“圣”的意涵,成圣亦无过如此而已。所以对阳明的良知需仔细玩弄,深切体贴,这样才能咀嚼出其中的生命之味道,否则只是听之以口耳,于己之身何益?徒负光阴耳。在一点应该如孟子所说的要“畅于心,发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样体悟才可见古人之引而不发,不可说破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