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良知看似简易，其实并不好理解，粗略的看可以说是德性、理性和感性的合一，但这并没有把握到良知的实质，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凑合”。心学大家阳明先生对良知的体悟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而之所以没有说破，只是担心学人将良知“做一种光景玩弄，辜负此知”，所以古人教学总是含而不露，引而不发，其实是有深意的，如果学生没有理解到那个层次，说了也是白说，学生并没有吸收，反而有可能增加更大的疑惑，所以他们教学一直遵循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只有这样，所讲的东西才能真正对学生有益。良知亦然，学是真正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的，否则就不能谓之学。在阳明学生的良知学中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只有知行合一方可谓之学。
再回来看良知，良知说是阳明学生经历宸濠宗泰之变之后所领悟出来的智慧，而他的学说最终也是以良知说承之于世，所以不可对良知不可轻易放过，囫囵吞枣。阳明先生之“良知”虽取自孟子“不学而能，良能也；不虑而知，良知也”的“良知”，但在阳明之处已经赋予了良知新的意义，这也正是他的原创性之所在。
因此，需要辨明良知何谓？阳明的良知是兼具本体论意义、价值论意义以及现实的发用的。就本体论而言，良知本身就是本体，这一点是其特出第一义，在孟子中并没有这种强调，阳明义良知为心之本体，心在根本义上就是良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宋儒以下都非常重视形而上本体论的建构，以应对佛学的挑战，所以阳明的良知就是形而上的道，他曾明确提出“良知即是道”“良知即是天理”的观点，因此，良知就是“道”“天理”的实际承载者，在一点上，“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与物无对”，所以良知是天地宇宙的本源，从而良知是无待之绝待，它是最终的决定者，如同空中之太阳，万物的生长枯荣皆因其所定。
而良知的价值论意义也正是因其本体论而得以彰显，这也就意味着良知是判断善恶的准则，“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点不得。”“知善知恶是良知”，这都表明良知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正是良知的这种知明朗照，现实的善恶才无所遁逃。故一念之萌动，善则存之，恶则去之，何等简易直接？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论得以成立全赖此良知的虚明朗照，正是良知的这一本体特质，现实人生的为善去恶的功夫才得以进行贯彻，否则是不可能的。
最后，良知的现实发用，“四句理”中明确指出：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发，知者心之体，物者意之着。良知的现实发用也就是意和物，在阳明的后期思想中，良知就是心的代名词，所以，意和物皆因良知而生，都是良知的现实发用，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南镇观花”，学生问：“心外无物，此花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他答道：“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既见此花，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之外。”这段回答令人咀嚼起来余味无穷，表面上看他是在回避问题，殊不知他所要强调的也正是良知的妙用，“同归于寂”表明了良知作为本体无时无处的冥然独在，此知无时无刻都是朗朗清明，遇物便因物现形，“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妙用，因此“花”“颜色”都是这种妙用的结果，否则知“花”和“颜色”的又是谁？倘若没有良知，“花”和“颜色”又在何处？所以他还说道：“我的良知便是天地鬼神的良知，天地鬼神没我的良知不可谓之天地鬼神，草木瓦石没我的良知亦不可谓之草木瓦石。”这也正是良知的现实发用，即我们的知觉，“南镇观花”中很明显的表达了这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知觉并不离良知而独在，相反，知觉之所以能在乃是良知作用的结果，所以天地万化皆在良知的发用流行中。这里理解的困难在于我们总是把良知局限于我们的身体里，或者说心里，其实良知远远不止于此，不跳出这一层是很难理解阳明看似悖论的各种的说法的。归结到一点，其实就是，本体的良知就存在于它的现实发用之中，舍用而求体是乖其体，阳明不承认有一个孤立独在的本体在那里发用，如同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一样，“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思想其实贯穿于他对良知论述的始终。换言之，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的思维模式，非此非彼而即此即彼的中道思维。由此，阳明的苦心，我们自能深深体味得到，否则真如他所说的，只能当成一种“光景”玩弄了，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个人实有诸己的体证，这也是良知学的本旨所在。
良知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或知觉，它的本旨是与这天地宇宙的生生运化是合一的，所以致良知的历程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力时时充实饱满，存善去恶，以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和吉凶，先天弗违，后天奉时，如此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真，而这也正是“圣”的意涵，成圣亦无过如此而已。所以对阳明的良知需仔细玩弄，深切体贴，这样才能咀嚼出其中的生命之味道，否则只是听之以口耳，于己之身何益？徒负光阴耳。在一点应该如孟子所说的要“畅于心，发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样体悟才可见古人之引而不发，不可说破之“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