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開始努力追趕西方，向西方文化學習。從自強運動、維新變法、建立共和到五四運動，乃是循著器物技能層次，到法政制度層次，再到價值理念層次等三層次逐步變革。[1]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全盤西化」的論調甚囂塵上，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是有礙於中國的現代化的；要向西方學習，非徹底的打倒傳統不可。[2]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來反傳統的風氣，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幸，自1979年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所蘊蓄的潛藏價值，逐漸受到重視，官方與民間正積極地推動「中華民族之偉大振興」，希冀結合傳統與現代，開創新的中華文化，給中國人開出一條新的文化發展方向。孫中山先生早在五四時代早就洞察到一昧打倒傳統的不當，他認為傳統文化一定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優良的一面。因此，他呼籲中國人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時，應不忘恢復固有優良傳統體。
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至今已超過30年，使得中國社會經濟突飛猛進，民間生命力勃興。但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仍然需要倫理道德的規範來配合。現代化過程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價值方向的選擇問題，也無可避免地遭受到「社會解組」（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問題。在價值規範系統所發生的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傳統與現代銜接不妥，二是體系與生活兩相背離。[3]就傳統與現代銜接不妥而言：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社會過程中，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逐漸失去其規範性及束縛力，無法規約許多現代人的行為。尤其傳統儒家的德目，未能明確地的約束現代社會關係之規範。其次就體系與生活的背離而言：傳統規範是長期群體生活所形式，而現代規範體系乃順應社會理性化之要求而產生，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歷程並不久，新舊雜陳，傳統規範與現代化的體系規範產生背離之現象。例如：遵守法律與制度規範的行為，尚不能完全成為人們信念和生活的一部份。
過去封建時代，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曾在中國傳統社會上發揮作用，社會秩序明確而人人信守規範，以致社會安定。今天，儒家的倫理規範，似乎失去了其原有的規範性。然而，我們不應該責難儒家的倫理觀，更不應該拋棄傳統的儒家倫理。相反的，我們除了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之外，讓中國人能夠信守現代社會的法律與制度規範外，同時尚須對儒家傳統的倫理思想重新加以詮釋，並賦予新的現代價值，把傳統與現代妥當的銜接起來。正如牟宗三所說：「在今天國家現代化文化轉型期中，不是像一些輕浮少年所說那樣只『遵古泡制』死守著我們老祖宗那套五倫之教就夠了，而是要現代人用現代方式實踐五倫之教以成為一個『現代』的『人』」。[4]
可以說，二十一世紀中國人仍將努力追趕西方，力圖國家之現代化。但是愈追求全球化與現代化，就愈益發現傳統中國文化蘊藏的無盡寶藏，可以提供國人重新挖掘其價值。尤其，此一文化傳統富藏正是我們得以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憑藉。正如高達美(H.G. Gadamer)和麥金泰(A. MacIntyre)所說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其文化傳統所支持，使每個人擁有一個有意義的視域，透過傳統的支持與瞭解，人才能夠走出封限而對外開放，活化每一個傳統。[5]中國人必須重新認識與瞭解自己的文化傳統，對傳統中華文化有所傳承，汰舊換新，進而以文化主體的身份對傳統做出創造性的轉化，賦與中國傳統文化新的意義與價值，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國學」。因此，正確的理解國學中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並給予創造性的詮釋，希冀儒家的價值規範系統，在今天能提供中國人一個既能合乎傳統文化精神，而且又能夠針對現代社會心靈需求。本文即是基於此種觀點，而重新建構出儒家德行觀之當代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