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忠和孝的伦理要求都推向极致时，忠孝关系也势必会有新的变化。忠孝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或家庭伦理问题，而且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从理论上来说，忠与孝是和谐的，从某些角度讲孝甚至是忠的基础。在“家国同构”的观念下，忠孝一体，国由家组成，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以父为权威，国以君为权威，在家孝顺父母尊长，就为奉国尽忠、效命君主打下了思想和行为基础，是为“移孝于忠”。但面临实际问题时，忠孝并不总是和谐的，往往不能兼得，甚至会发生尖锐冲突。
唐代宗时，吏部尚书韦陟死后，太常博士程皓谥其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加以反驳：“出处事殊，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程皓则坚持说：“至于忠孝不并，……各求所志，盖取诸随。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