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为若自居“仁”德而不知适中行中，而是骄横肆意，则会出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的现象。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尧问》）。因为礼是行为规范的节文，是一种取中用中的尺度。所以孔门高足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因此，用“礼”行“礼”以“和”为贵，方可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所谓“礼”的形式，只不过是“仁”之内容的外在表现而已。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唯其如此，它才不同于后来墨子所说的人人平等的“兼爱”，而是一种爱有差等的“仁爱”。譬如父爱子，子爱父，但前者为“慈”，后者为“孝”，二者爱而有差，不能将“父慈子孝”颠倒为“父孝子慈”；兄爱弟，弟爱兄，但前者为“友”，后者为“恭”，二者爱而有差，不能将“兄友弟恭”颠倒为“兄恭弟友”。明白了爱有差等的“仁”，也就懂得了礼有別异的“礼”。正像孔子的后学荀子所说的那样：“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篇》﹚儿子之所以要向父亲磕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父亲则无须向儿子磕头，只要拍拍儿子的肩膀就足以表达自己的“慈爱”了。弟弟之所以要向哥哥鞠躬，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恭敬”；哥哥则无须向弟弟鞠躬，只需要点点头就足以表达自己的“友爱”了。总之，我们之所以要向不同的人施不同的礼，是因为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在孔子看来，就像儿子不给父亲磕头、弟弟不向哥哥鞠躬一样，“八佾于舞庭”之所以会成为“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论语•八佾》）的事情，就在于身为大夫的季孙氏，已经不再把天子放在眼里了。因此，孔子“克己复礼”的努力，不仅要捍卫家庭的伦理，而且要重建社会的秩序，即从“亲亲”到“尊尊”，从“迩之事父”到“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孔子对“礼”十分推崇，一生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他指出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所谓“仁”释“礼”，就是要为外在的行为规范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的支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这里，孔子不是简单地强调“复礼”，而是强调以礼约束节制自己，使自己不走极端，从而保证社会和气和平和谐，使“天下归仁”。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孔子眼里，礼乐行为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同时，也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意义价值，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彩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孔子还指出治人之“礼”要深入人心，必须同“乐”结合，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礼乐相结合的“礼乐制度”。孔子思想认为，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而乐能调和性情、移风易俗。而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通过以“乐”助“礼”，以“礼”节“乐”，用以教化人民，治理国家，可以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