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之间有个适当的界限。孔子以直尺为喻，把这个界限称为“中”。直尺的两端，就是极端，就是“过”或“不及”。防止极端，就要平衡两端而取其中：“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孔子很赞赏尧命舜时所说的“允执其中”（《尧曰》）。他强调，人不应固执己见和偏走极端，而是应适中适当适度适可而止而行。偏离“中”，就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或错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所以，他坚决杜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等四种自以为是、固执偏见的现象，也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他赞赏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雍也》）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正是给人留下一个执中适中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庸也者，用也。”（《庄子•齐物论》）“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荀子•不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 “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易传•乾文言》）“庸”就是用，就是人们生活中所常行常用。孔子的“中庸”，就是人伦日用之中要用中行中，不可走极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要求学思结合而取其中，不可偏废。孔子教育点拨学生，也采用执中适中的方法：“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在待人接物上，孔子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在审美判断上，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即使对待“不仁”的人，孔子也认为不能嫉恨其人过度：“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
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要自觉修养，从而达到像美好的天一样的理想境界。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一种德行至高的境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孔门高足子贡也很难达至“中庸”之境界：“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公冶长》）
孔子把“和”看作一种最高的价值，为了保持人们的和平相处，践行“仁”德，行“忠恕”之道，就要“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凡事都应该采取持中的办法，而不能走极端，这是实现和的根本方法。但“中庸”求“和”，并不是凡事求得一团和气，凡人皆做“和事佬”。因为执“中”需要“叩其两端”才能得到，所以也需要“权”：“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权”有权衡的意思，也有权变、变通的意思。固守执中而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或遇事即畏缩退让，也是一种极端。实际上，孔子最痛恨的恰恰就是“和事佬”，把那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称谓“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阳货》）所以在执中的同时，该坚持原则的就不能妥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而该加以变通的就不能固守：“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颜渊》）因此，孟子也说：“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下》）
“中庸”表现在人事上面，就是以整全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对不同情况采取适中匀和的态度，兼容并蓄，冲突而融合，不走极端，不以强凌弱，争取各方面各人的利益最大化。它可以避免专断横暴，避免价值崩溃和社会分裂，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谐，保证人们之间的宽容和自由。这是立己和社会生存处人于一体的大智慧。“不为诡激之行，中也；不为功利立教，中也；不为兼并侵夺立训，中也。包罗万有，弃短取长，调和摄用，冶于洪炉，中也。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来而不穷其极，化而不成其拘，吾民族之所以蔚然自存于人间世者，与中庸中和，固不得而绝缘焉。”
孔子的中庸思想不仅对仁、礼有深刻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他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层面。可以说，孔子以中庸思想为内核，构建起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儒家学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