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切文化终极关切的焦点。它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更直接体现了文化的人文关怀和生命精神。追寻生命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生死，就是使人在肉体生命终止后，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还能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死超越观上有多元主张。
回归自然是道家所持有的生死超越观。道家提出人在本质上是天地流行的产物，人之生死应顺应天地流行。《庄子》认为，身体是“天地之委形”，生命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总之，生命的本质就是天地化育流行的结果，因此，生死也应顺应这种天地的化育流行。其次，道家认为人之生死就是气之聚散，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惧。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道家把人的生命过程视为气之聚散的过程，人的生死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之道，是自然而然的，故生死不足惧。基于对生死观的理解，《庄子》才有“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此外，道家还主张生死齐一，泯灭生死差异，从而超越生死。《庄子》说，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中消弥生死差异，超越对死的恐惧。
总之，道家把顺应自然作为超越生死之道，持顺应自然的生死超越观。《庄子》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所谓“安时而处顺”，就是强调对自然之道的顺应，由此摆脱生死之忧。道家的生死超越观是把生命回到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让宇宙大化的无穷无尽使自己的生命无穷无尽，从而获得生命的不朽。
而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通过它来实现生死超越。道教持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强烈的生命自主观，认为人的生命可以由自己主宰、决定；道教的“贵生恶死”，体现出重视生命与生活，极力厌弃死亡；道教还通过“性命双休”，求得长生不老，飞身成仙，实现生死超越。
道教的这种生死超越论，主要建立在它对生命结构和本质的理解上。道教认为，人在形神上是同质的，都是由“气”构成的。《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以至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神形皆气，故养气可以长生。道教创造了行气、导引、存神、守一、内丹、外丹等修炼方法，通过这些修炼，求得长生不老，获得生死超越。
实际上，佛学是最典型的了生脱死之学，在生死超越问题上极有洞见。佛学通过“缘起性空”说，阐明万法皆空的道理。所谓“缘起”，解释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世间没有独存性的东西。所谓“性空”，指因缘和合所生起的假有，本性是空的，世间万物没有常往不变的本质。要而言之，“缘起性空”就是说明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没有常往的本性。人的生死也是如此，所谓“五蕴皆空”是也。既然世间万物没有常往不变的本性，一切都在流转之中，因此不必执著于世间万物。人生正确的态度是随缘，所谓随缘，就是要顺应一切人生际遇，随遇而安。解除了对生的执著，证入空境，获得对生死的超越。
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突出了现世生活的基础地位，强化了生的意义，主张从日常生活获得“平常心”，不离现世生活并从现世生活中证入空境。在禅宗看来，佛性就在人的平常生活之中。禅宗改变了印度佛教刻苦修行的传统，强调生活的体验与生命活泼自在的情趣，明显表现了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生命的观念。禅宗主张通过这种顺乎自然、随遇而安、自由自在，通过直接的感觉去体悟日常生活中的佛性，进入了涅槃真如的境地。这样，“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任何生活都是真如佛性的体现。生命也就在这种对真如佛性的体验中获得永恒，实现生死超越。
中国传统生死超越观立足于宇宙的大化流行来看待生死，把人的生死视为气之聚散，生者必有死是宇宙不变的法则，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故而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而不足为惧。这是中国文化普遍持有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主张通过人文创造，通过树立和丰富自己的精神内涵，超越肉体生命的限囿，获得生命的不朽。道家的顺应自然说，佛家证入空境的主张，都强调了个人生死超越的人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