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欲之辩或义利之辩曾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论战的核心主题之一，杨朱的“拔一毛不以利天下”和墨子的“兼爱”思想即是，在孟子看来，这两者都是“利”，一者是绝对的利己主义，一者是绝对的利他主义，在孟子看来他们都是“过犹不及”，不得其要，所以立足于这样的思想背景，孟子挺身而出，力辟杨墨，他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论证即是为了要证明义的第一性，故而应该舍生取义。而舍生取义正是人与群兽的本质区别，孟子谓“人与禽兽者相去几希”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其实义利皆为人之所有，但有先后之序，轻重之别，否则必会导致整个人伦的混乱和塌陷，而社会国家也将由此而深陷苦难漩涡之中而难以自拔，所以孟子力辩义利。“予岂好辩乎？予不得已也”这正是孟子的心声。其实从整个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他们并非是完全反对利，但他们强调合乎道义的利，于此之外的利皆为私利，应予以克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应该是他们的一种义利观。始终强调义的优先性，并将这一点提高到了人禽之辩的高度，足以体现儒家对义的高度重视。孟子当时提出“义”正是对“利”对症的药，突出强调了人不可以己私凌驾于众人之上，这同时也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因此只有辨清义利，明确人之为人的本质，才能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具体实践中把握本末，分清主次。以义制欲，即是时时强调以义为先导，利应是行义的必然结果，如此才能将欲纳入正确的行动轨道，否则必会导致欲望的泛滥而不可收拾，即要确立如朱熹所言的：“道心为主，人心每听命”的行动规则，防止由欲而贪，由贪而恶的结果。孟子思想的深刻性由此可观之。
“义利之辩”的深层根据则体现在了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认识到人性本善，犹如水之就下，性善论即是在强调人的本质其实是如同天地一般，此即是道，性善论的深层指向即在说明人的本质即道体，故此善是超乎善恶之上而又行于善恶之中的。《易传》里：“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可谓是“性善”的最好注脚。此性此善是直接与道体为一的，故发动皆为道体的流行即谓之义。所以从道的高度，再大的利也都是小利，以义为先导是有其天道论依据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孟子才会放出豪言：“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细观孟子此说，亦是卫道之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