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文化中“礼”的内涵
(一)
《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仅仅用政令来禁止，用刑法来惩治，百姓会因害怕而避免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但以德来引导，以礼来规范，百姓会因知廉耻而遵守法规。在儒家看来，用礼乐文化来培养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意识，比单纯用禁止、惩治来解决社会问题要好得多。《礼记·曲礼》中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强调的则是以“礼”体现人的身份，用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所说中国的礼从本质上说是为了从自我约束的层面让人们去自觉遵守社会道德，从制度的层面来维护社会等级。因此，传统文化的“礼”，是以礼治为核心，由礼仪、礼制、礼教、礼器、礼学等诸方面内容融汇的一种文化集合体，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治理方法。
如果我们从长期的封建制度一直在利用礼治来加强统治的角度看，礼似乎是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反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我们现在观念上提倡自由平等，但我们的社会基础仍然没有达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经济文化上的不平衡所造成的仍然是一个事实上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人身份上的尊卑虽然不被承认，但社会角色上的分工、阶层的不同仍然存在，而且需要相对稳定。尽管我们在致力于“公平”和“公正”，但这种公平和公正仍然是竞争状态下的平等，结果仍然是在争一个角色，维护这种等级，而这些也恰恰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方式。我们所说的法制，也是在促进平等的原则下维护着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就是意味着等级的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又回到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无法取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状态上去了。
(二)
所以，传统文化中的礼虽然起源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记-礼运》)的“小康”社会，但它的真正内涵则是为了维护这种“大同”社会远去或远未到来的等级社会的和谐和秩序。是为了对人进行行为规范的的教育，修养和文明程度的提高，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这些内涵对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价值，仍然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外化，仍然是可以与法制并行和相互交织、配合的社会治理方法。如果我们把传统的道德内涵置换为现代的道德内涵，把过去的生产关系置换为现代的生产关系，把封建专制的制度背景置换为现代政治文明的的背景，把传统的圣人治天下置换为民主，把固有的等级观念置换为可公平竞争的角色观念，加上平等和崇尚人的尊严，再保留一些我们应该保留的如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师道尊严，敬畏先辈和与自然和谐等核心传统价值观，再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那么这些礼内涵就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重建中国特色礼文化的基础。如果再将礼中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的礼治、礼教、礼学加以扬弃，将重点放在礼仪和相关文化的建设上，重振礼仪之邦就有了一条可靠行的途径。
二、儒家的礼乐文化中的人文理念
(一)
也许有人会问：“你上述的那一大堆‘置换’之后，你所说的内涵还存在吗？这些内涵对中国礼文化的‘重建’还有多少实质上的意义？”
在等级社会中要保持各阶层的和谐相处，使之相互关照，进而不断促进社会的平等，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价值观，而礼的作用正好如此。这不仅表现为礼的内涵古今一脉相承，更是因为传统的礼乐文化有许多方面与现代人文理念相契合。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治理社会就要从教育人开始。现实社会中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出在人的素质问题上，不从这个根本入手，就不会长治久安。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治国的最基础的地位。所以说，在一方面要下大力气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抓治理社会的基础问题——人的素质问题。
(二)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意思是说情和欲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中庸》又说“率性之谓道”，颇有承认自由的意思。但自由不是绝对的，必须把它控制在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的程度。否则贪婪、残暴等人性的弱点就会危害社会的和谐，这就要用一些办法来规范，所以《中庸》又说“修道之谓教”。儒家的礼乐文化，就是用来培养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意识的。
例如我国传统的成年礼、婚礼、相见礼等等，都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理念，让你在这些仪式中感受亲情，感觉责任。又如平时对师长、对父母、对老人尊重等等，都是要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人们尊老敬长的意识和修养。中国历来认为礼仪制度的建设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工程，古代有很多制度就是通过“礼乐”来达到行教化和相互沟通的目的的。例如先秦与汉代的的“采诗”、“献诗”就属于一种典型的“礼乐”制度，它为下情上达、防止民情的言路中间阻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像对待弱势群体，《礼记》说“虽负贩者必有尊也”，即使是肩负担挑走街穿巷的小贩，也应享有人的尊严，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公民普遍有这样的素养，对制度的实施就会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些做法今天仍值得借鉴，这些做法的作用在防范犯罪方面也是法律惩处所不容易起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