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作为观念形态的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同“仁”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把仁、义、礼、智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德行之一。荀子比孟子更为重视礼，他著有《礼论》，论证了“礼”的起源和社会作用。他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不断的发生着改变和调整。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见孔丘）说，殷因于夏礼，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夏、殷时代已有礼。孔子又说，他能讲述夏礼和殷礼，但由于文献不足，他虽能言之，却不能“征之”。也就是说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不能当作绝对不变的僵化的内容而一味复古。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周人本以“尊礼”著称，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破坏，统治者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史记·孔子世家》)。但由于周代礼制非常完善、周密，仍为士大夫所向往，力图予以恢复。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晏婴、游吉等，论礼的很多。但论礼最多，并自成体系的首推孔子。他一生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论语》中有75处记载孔子论礼。（根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所统计）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礼的中心是社会关系，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从礼这里出发衍生出来的。这就是完整清晰的知道了孔学礼教和现代社会学说联系起来了。孔学的礼不是仅指一般的礼仪，礼仪只是遵循礼（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达形式而已。礼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礼，所以三代不同礼（夏商周），礼也是与时俱进的。
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荀子（见荀况）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韩非子（见韩非）云：“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云：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云：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这些话都证明礼是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决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一般规范。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举例来说，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树塞门和反坫是国君所用的礼，管仲采用，孔子批评他不知礼。历代冠、婚、丧、祭、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品级、有官、无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对于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夫妇、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只有通过不同的礼，才能确定家族内和社会上各种人的身份和行为，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便是此意。
统治阶级内部和庶人都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明 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里中士大夫往来祠下者皆伏轼下舆，礼公（袁可立）一瓣香而退”。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礼记》说“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儒家认为推行礼治即是为政。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云：“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云：“国之命在礼”。从这些话里可以充分看出礼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结论是：“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礼就产生了，它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用外之物以饰内情，它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礼物，就是行礼所用的宫室、衣服、器皿及其他物质的东西。二、礼仪。就是使用礼物的仪容动作。三、礼意。它是由礼物和礼仪所表达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内容、旨趣或目的。这就要求礼物和礼仪必须适当，在逐渐完善的礼曲实践中证明为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礼”具有社会身份制度方面的意义，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存在；但是，作为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则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朝初年，周
武王伐纣灭殷，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
周公便在
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作为社会身份意义的“礼”制度化，系统化。
我们说的封建礼数的“礼”有着作为政治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两个方面的属性，作为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的具体内容，包括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等。
在“礼”两个方面的属性中，等级制度为“礼”的本质。而伦理道德方面的属性则为等级制度的外在显现。封建礼数实际上是通过向人们灌注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把这些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去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梯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礼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 自从民国以来，中国的礼仪制度在不断变得简单化、人性化，吸收了西方一些可以借鉴的模式。“礼”，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必需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已经脱离了原先为封建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服务的本质，而是维系社会良好风气的道德规范。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再受到“礼”的约束，甚至把儒家文化等一味地看成是陈腐的，而把西方文明看成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我们所鄙弃的只是“礼”中的糟粕，对于儒家文化中占据相当分量的高尚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继承并发扬；而在另一个方面，西方的文明也不见得完全像我们所见所闻的那样人性。随着中国的一步步发展，“礼”无与伦比的魅力必将会再度大放异彩，使世界眼中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开放的民族，而中国当然就是一个文明、开放的国度。可以说，中国的形象，将会因为“礼”而更加亮丽，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