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口而言 [复制链接]

道德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我们现在仅仅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规范，而是与天地宇宙本体有密切联系，或者说有形而上学的依据。所以，传统上也有把道德宗教化的倾向。这些“宗教化”其实不是真正要创立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主要是起了类似于宗教的功能，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教化社会，和谐人际关系。需要强调的是, 在中国文化中,礼乐中祭祀礼仪特别具有宗教性，但这种宗教性的根本精神则是人文的，理性的，故新儒家讲是人文宗教。儒家的礼乐教化和平常的宗教戒律的作用不同，宗教的戒律一方面具有某种排他性,同时它在信众群体上也有局限性。但是儒家所据以行其教化的礼乐系统,是社会本来就有,并且普泛地渗透于整个社会的东西。

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人本思想”

武王克商后即逝世，周公鉴于商亡之教训，提出“敬天明德保民”之思想，周公“制礼作乐”，实现了人道精神的伟大创制，可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得以确立的开端。特别是“礼”的创制，更可作为中国伦理道德已尽完善的丰碑。当时，“民本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其统治思想体现为“敬天、保民、明德”。〔16〕我们来看看《周礼》中所展现的西周社会情况，《天官·小宰》中的小宰之职掌管“敛施之事”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专门用来抚恤鳏寡孤独以及残疾和受灾的百姓。《秋官·大司寇》中有 “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末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于嘉石，役诸司空。”〔17〕 郑玄把嘉石解释为：上面刻有“嘉言”的石头，即教育人改恶从善的语录。可见当时人们对道德和信义的尊崇程度极高。“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17〕2又说明当时老百姓可以越级投诉不称职的官员，而一旦投诉情况属实，则被投诉者必将受到惩处。《地官·大司徒》中“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18〕更可看出民众地位重要和执政者对民众生存状况的重视。在《尚书》中周公把“保民”为治国之基，提出了勤政、无逸、孝友等德目。例如《酒诰》中就要求臣下“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19〕这与后世唐太宗的“以人为鉴，可明得失。”〔20〕欧阳修、宋祁（宋）新唐书·卷一一零·列传第二十二 魏徵 [M] 可谓异曲同工；《康诰》中要求对民众“保若赤子”，就是像保护婴儿一般对待百姓；“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底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 〔21〕就是说文武治理天下，均平贫富，使信义得以昭明，同时善用中和之道协调宽猛之制。由此可以看出《武王伐纣平话本》所描述的：“扞姬昌呴画地为牢，刻木为吏；洽政恤民，囹圄皆空。”的景象确有可源。通过以上可见，西周执政者能够体恤“小民”稼穑之不易和生活之艰辛，并注重感受民众对执政者态度的反映并且及时做出调整。儒家经典所展现的这些情况说明儒家文化本身的民本意识。

孔子发展了周公的思想，提出“仁”的学说，“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最高的道德标准。《论语·颜渊》中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22〕可见“礼”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行为准则的种种规定，“礼”和“仁”相辅相成，彻底理解了“仁”的精神实质便可达到儒家圣贤之境界。《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2〕2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23〕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礼记·祭义》）〔15〕2孔子认为世间万物中人是最伟大，最尊贵的。例如：《论语·乡党》中的一段话,全文是:“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24〕翻译成白话是孔子家的)马棚着火被烧了。孔子退朝回家,问道:“烧伤人了吗?”没有问马。充分显示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孔子所说“爱人”不仅是爱自身，也不仅仅是爱有德之人，而是爱社会各阶层的民众，直至当时根本不被当做人看的奴隶。《孟子·梁惠王上》中:“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25〕孔子不仅坚决反对贵族用奴隶“人殉”的陪葬制度，而且也坚决反对以人佣陪葬的方法，他认为模拟人形的陶俑陪葬也是不符合“仁”的表现，从而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人本思想”。

儒家文化中的“平等思想”

《论语·泰伯》中有两段话，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9〕孔子赞扬尧的品德与功业是无比高尚与辉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8〕这里称赞的是帝王的品德，是身为天子却甘为公仆的修养，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占有天下。可知当时社会无论帝王还是百姓人人平等尊爱。同样在《礼记·中庸》中子思有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9〕《孟子·腾文公上》中言：“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0〕由此可见孔孟都把‘尧舜’当作心目中之理想“圣王”。众所周知，尧舜时代民风淳厚，尊爱有序；上至圣王，下到百姓皆相互友爱，和谐共处，圣王也只是百姓的公仆，无欺凌与压迫以及地位贵贱之别。《孟子·腾文公上》中有“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0〕2《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尧考察舜的治民之术，“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后有舜 “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11〕由此可见尧舜时期人伦已形神具备矣，也正是由于五伦的昌明，道德的普遍昭显才使当时社会状况和谐友爱。在周文王时期凤鸣岐山，民风淳朴，人伦昌明。上至文王下至百姓皆互尊互爱，和谐共处。《诗经·大雅·绵》中有“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12〕据《毛诗注疏》注说：文王时期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13〕郑玄（汉）毛诗注疏[普通古籍]  1813四友堂出版 [M] 一派君子之风。由此对当时社会秩序井然，伦理道德昌明的情况可见一斑。这皆为孔孟所尊崇的理想之社会形态，从以上也可看出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具有平等性。《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4〕要求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一样修身养性，而用来修养自身最重要途径就是明“礼”，也就是躬行伦理道德。《大学》中有“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4〕2《礼记·祭义》中有“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和“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15〕由以上可知：在汉代之前的人伦道德是自尧舜时代至孔孟时代是中国传统理论的核心，我们从中看到的绝非是地位尊卑（贵贱）的彰显和上欺下，长压幼，男凌女的意蕴，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职责分工的不同，以及名分理念的差异。亦可谓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贤臣忠，夫德妇顺，朋友有信。”的一派秩序井然，社会关系和谐之景象。君有君道，臣有臣纪，民有民序，社会处于一种统一有序，和谐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平等普世的情怀。特别是《礼记·礼运·大同篇》描述的“世界大同”更是是儒家孜孜追求的美妙幻想和终极理想。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 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并没有多少，如果人不强化人之为人的特征，那么人就有沦为禽兽的可能。荀子在《荀子·非相》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 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2〕由此可见：儒家把明于人伦道德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我们又知道《礼记·曲礼》中有“鹦鹉能言，不离飞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后来圣人出现，“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3〕还有《礼记·冠义》中：“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4〕又都把“礼”当作人之为人的根本。同时《礼记·曲礼》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3〕2说“礼”是实现道德仁义的根本途径。《论语·季氏》孔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5〕可见传统儒家把明“礼”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把践行“礼”制当作明人伦，显道德的根本途径。总言之，传统儒家之伦理道德主要体现在“礼”中。儒家把伦理道德当作人作为万物之尊，世界之主所独有的标志，把它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之上，认为伦理道德具有上合天道下顺人情的进步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