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原因有三：
第一，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古代文化深受我国影响。我们熟知的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化改新”就是以唐朝体制为蓝本进行的，“鉴真东渡”是家喻户晓的佳话，鉴真初衷虽是为了宣扬佛法、普救众生，但却客观上也促进了日本医药、建筑、律法等方面的发展。近代以来，日本虽“脱亚入欧”，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清除掉其民族文化中的中国元素，《菊与刀》中剖析的日本民族文化特点，其中有很多与中国类似或相同，所以将日本列入“中华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或“筷子文化圈”）是毋庸质疑的。中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遭受严重打击，尽管这样做有利于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同时也不免将一些优秀传统被当做糟粕来批判，丢失精华。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止一个学者说：“在台湾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的中国”，显然此话是针对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结论。与此类似，还有许多人在讲，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也很好的保留了传统文化，这让我感到很奇怪，这些地方吸收西方文化比我们要更早、更彻底，应该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更严重才对。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保留“封建文化”呢？如果说日本把这些传统文化继承下来非但没有阻碍现代化进程，还会起到积极作用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民族习惯来使这“对立”的新旧文化实现融合呢？
第二，中日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上是相同的，但中国自古有“以和为贵”、“怀柔友邦”的外交传统，而日本却富有侵略性，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中除了与中国文化相同的地方以外，还应有与中国文化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成分，而正是因为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外交上他们走上了与我们相反的道路，它的民族特色文化到底有哪些？
第三，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在给他国造成极大损害的同时，也自食恶果，国家建设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再加之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但是它却在短短几十年间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如有人所言：“日本有地小物乏的天然劣势，亦有以蕞尔小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自豪。”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成为亚洲强国，二战后，在废墟之上又重新崛起，这固然与国际环境、美国援助、战争订货、非军事化等等有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所谓“各国以其民族特性演绎着自身的兴盛于衰微。”所有的外部机会都是通过民族智慧转化为发展力量的，这个民族最宝贵的自强文化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文化的影响力最深刻、恒久。所以，当美国思考对待战败的日本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措施时，需要对日本做一个文化角度的分析，并且这种深入分析的原因还来自对日本人表现出来的矛盾行为的惊诧。就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在日本的闭关锁国被打破的75年间，对日本人的描述，最常见的是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但是，又……’之类的东西，这些离奇的措辞从未用在世界任何民族身上。”。凡事有果必有因，日本人身上这种矛盾行为一定有其文化的根源性，就像是有着同一树根而冲着两个相反方向生长的树枝一样。从表面上看，这种矛盾行为只是由于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比如，书中提到的在战争中日本人所表现出来宁死不降、战斗到底的英勇行为和战后美国军队进入日本后所表现出来的友好行为，一般来理解，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产生这样情况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日本人对于天皇命令的绝对服从，而这种绝对服从则主要来自于长时间以来日本国民受到的关于“忠”的教育和熏陶，而“忠”的前提则是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是书中所说的“各得其所”。除了“忠”这一绝对的、最高的价值原则以外，还有与个人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道德原则，就是“孝”和“义”。和“忠”不同的是，“孝”和“义”都贯穿着“报恩”的因素，即“孝”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偿还”，是对“已受恩惠”的回报。而“义”的付出则会令承受者产生一种“负债”的感觉并由此而付诸于“偿还”的行动。于是，施恩、报恩又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特点。这种“报恩“心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自尊心的极其在乎。既然对于别人的帮助有一种负债偿还的愿望，那么对于别人给予的伤害与不公，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和行为就很自然而然了。日本人幼年的放纵自由与成年的严重约束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幼年自由的回忆和向往与现实中的自我压抑，这种矛盾心理的纠缠，使他们将释放的愿望寄托于自心而不是外在的“上帝”或“佛”，这种自我修养的内在超越又很容易产生耻辱感，即因不能完美的履行义务和提升自己而痛心疾首，所有这些和合而成了所谓的“日本精神”。就日本整个民族文化而言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就个人而言，每个日本人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心理则是从小培养熏陶出来的，所以对儿童的磨砺就成为个人“日本精神”形成的关键一环。
于是从此书中我们描绘出这样一个线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已经“打造”出了一些教育者（祖父母、父母、老师等），这些教育者用融入自己血液的民族文化灌输于儿童的生活中，使之成为无法抹除掉的人生印记，这些儿童成年以后经过不断的自我修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耻感文化深入内心，他们认识到人生要承担这样一些任务：一是绝对的效忠天皇及上级的义务；二是履行报答父母之恩的“孝”的义务；三是报答其他人“义”的恩惠的义务；四是报复伤害自己的人。如果无法很好的履行这些义务就会始终背负着耻辱，直到弥补过错为止，这其中也包括自杀。
一、各得其所——当今仍要坚持的原则
日本人对“各得其所”的等级制度的信仰“建立在人与其同伴以及人与其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个观念之上。”也就是说，这一信仰已经渗透于上到国家体制，下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等级制度不外乎来源于“封建残余”，但是日本早于1868年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性，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最明显的就是天皇的至高无上以及人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并由此出发而建立起了逐层服从的政治体系。“忠”的最高原则是“忠君”，具体原则是“忠于上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上级在传达命令或是奖励处罚的时候，总是说在传达天皇的旨意，甚至包括分发给士兵们日常食物时也同样用这样的口吻，这样就可以将所有的恩德都归于天皇以及保证了所有命令的顺利执行，所以“忠君”是最高原则，无论在战争中的“奋不顾身”，还是战后的“友好相待”都是忠于天皇旨意的形象表现。
除了忠君和忠于上级以外，忠于父母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父母的地位高于子女之上，这种情况可以用“孝”来形容这样的“忠”。从国家角度来说，天皇是国——这个大“家”的“父亲”，地位高高在上，所有臣民都是“儿女”。而从小的家庭来说，父母又是家——这个小“国”的主人，所有子女都是“臣民”，这就是家国体制最明显的特征。 这种等级制不仅表现在忠、孝层面，对于除此之外的人，亲戚、朋友等也是如此。这里有几个标准：血缘亲属、辈分、年龄、性别、职业等。如书中所说：“等级差别必须经常以适当的行为加以确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两人以前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进去。甚至在身份相同的两个人之间，不同情况也要求有不同程度的尊敬。”所以要维持这种家国等级制就需要一定的礼仪规范来表现，并且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来加强内心对等级差异的认同。这些礼节包括动作礼节和言语礼节以及不同场合的次序安排、物品摆放、使用规格等等一系列规定。等级制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正是如此，“遵守等级制是一种艺术，它平衡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特定情况下有些因素可以相互抵消，有些则会增强”。等级制下产生了绝对的忠和孝，然后再用特定的礼仪规范来维护和强化等级制，以此达到“君临天下，上下一心”的太平局面。
“各得其所”的封建等级制在当今自然是要狠狠批判的对象，尽管这样的思想在当前的我国依然顽强的存在并发挥着作用，比如古代的“士、农、工、商”的职业等级制，针对当前现实今应改为“士、商、农、工”或“士、商、工、农”应该比较贴切，在现在许多农村依然保留着相当严重的“学而优则仕”，出仕为官，光宗耀祖“的思想，这些”封建残余对建设一个民主、平等的国家自然起着阻碍作用，但是“各得其所”的思想可以得到新的阐释，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换做“陈力就列”“各司其职”。《菊与刀》一书中讲的“各得其所”是针对严格的封建等级制而言，而我们所讲的“各得其所”指的是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叫做“忠于职守”。“忠君”的原则自然是不合时宜了，但是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职守”“忠于道德”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忠”的态度和感情没有变，变化的是“忠”的内容。而“孝”和“礼”的道德规范则更是要加以提倡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变化发展，“孝”不是绝对的服从父母，它体现的是一种对父母的赡养和尊重。由于社会节奏的加快，子女工作压力的增加，目前许多城市里的父母更需要的是一种感情的联系，所以前几年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了千万父母的心声。而在农村，由于传统的“绝对的孝”的思想的清除，出现了许多“反弹”现象，婆媳、父子、母女关系不和，不赡养老人的情况很多，所以加强 “孝”的思想教育，继承中华民族“敬老”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必要的。至于“礼”已经不可能是传统的“礼教”，并且现在的“礼”对于古代的“礼”的范畴要小的多，古代的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现在的礼则更强调外在的一些礼仪规范。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之美誉，但是近半个世纪，礼仪形象败坏颓废，俨然成了“无礼之国”，而与相邻的日本、韩国相比更是难以启齿，近些年有很多青年人喜欢观看韩国 “伦理片”，其中表现出来的家庭礼仪和社会礼仪让人羡慕。因此，在当前我们要有所损益的突出“忠”、“孝”、“礼”等道德规范的教育，强化人们“各得其所”的为人处世观念。
二、报恩与报复——“债务”偿还的对与错
“报恩”和“报复”都与“偿还”有关，所不同的是偿还的内容不同，由此体现的文化价值也不一样。
作者将“恩”或“情义”视为必须偿还的债务。这种界定是很新奇的，在作者看来，日本人将别人给予的帮助如同向别人借了金钱一样有负债感，就此根据报恩的对象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即有限债务和无限债务，又将无限债务称为“义务”，这种“义务”又可以划分为报答天皇的“忠”和报答父母的“孝”，无限债务是永远也偿还不清的，而对于一般人的“恩”则需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予以偿还，即使不能报恩于本人，也要通过帮助其亲人、朋友等来偿还。我觉得这种“报恩”理论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像在当时的日本将这种报恩义务绝对化则是走向了极端，他们似乎也把忠君与忠于国家混为一谈了，在古代的中国同样如此，这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而对于报答父母之恩的“孝”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将听从父母之命绝对化则又是走向了极端。不过针对当今中国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情形，用报恩父母的理论强化人的义务是势在必行的，这也可能是近几年来《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等古代蒙学教育经典重新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中也提倡报恩，古代有皇恩、父母之恩、师恩、朋友之恩等，现在虽然没有了“皇恩”但是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国家之恩”或是“人民之恩”。古人常以“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来教导人们对报恩的重视，而且呼唤人们要时刻具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天，感恩地，感恩所有人，有一种社会大家庭，众生皆亲人的慈悲心怀。同时，人们还要以感恩之心去努力施恩，而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回报，以积德行善之行升华心灵，超越自我。如果这样的理念深植每个人心中，人与人之间会少摩擦，多亲切，少误解，多体谅，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报复是在强调对伤害的偿还，并且有些“伤害”甚至不可以称之为“伤害”，或许只是一种对别人行为和言语的误解。比如书中提到的一个日本人十八岁时想要去美国学画画，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他最信任的传教士时，这个传教士只是说了一句“什么。你也想去美国？”这位日本青年便气愤的在第二天早晨离开了，并以自己到达美国作为报复传教士的手段。这个故事在美国人看来是一个极端心胸狭窄的人所为的，并由此推断出日本人重视名誉的“耻感”思维。日本人还有一种转移报复的做法，也就是在当无法对当事人直接而及时地进行报复的时候，会将报复的对象转移为与当事人相关或不相关的弱势群体，这种现象在军营和学校里最常见，如果说在学校里有这种行为可能与青春期的年龄特点有关系，这并不奇怪，但是在军队仍然如此，就说明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但是尽管这种报复转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承受耻辱而带来的痛苦，但这并不能代替对当事人进行直接的报复所带来的“成功喜悦”，转移报复只是权宜之计。报复，在中国文化之中应该是作为一种双面行为来认识的，即积极和消极，这主要取决于事件的性质，中国的许多武侠电视剧中也渲染忠良之后最终报仇雪恨和受辱之后历经重重艰难而洗刷耻辱的精神，这一点是与日本人的耻感思维相一致的，但是在中国还有一种“冤家宜结不易解，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包容心态，儒家宣传“以德报怨”的思想，倡导以宽容大度的胸襟来化解仇恨。更不主张因一句话而将人怀恨在心，可以将别人侮辱话语作为自强的动力，但不能因此而记恨别人，伺机报复，更不能转移报复，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并不伤及无辜。”武侠剧中也多有主人公最后虽有报仇雪恨机会但在教训仇人后而有意饶其性命的情节。《论语》中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告诫人们要做心胸坦荡的君子，而不要做心中欲念杂多，忧虑担忧，心理负担重的小人。从这些来看，中国文化是不主张报复的，更不赞同转移报复，有时候只是需要一种合理尺度的惩戒。
三、自由与自制——幼年教育的深刻与成年责任的不可选择
日本人的一生的自由呈“U”形，即幼年和老年时代是比较自由的时期，而中间的一段则受到严重的约束，在这一时期他们需要超强的自制力来承受各种各样的负担和进行不断的自我修炼。儿童时期的自由是相对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这一时期接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对于承担义务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没有破坏掉这种带给他们一生美好回忆的生活，但是却暗暗埋藏下了“日本精神”的种子。比如，当孩子不听从大人话的时候，大人们会用“我们不要你了，你跟着客人走吧”、“别人家的孩子很听话”、“你这样做会让某某孩子嘲笑你的”之类的话语来哄骗他们，而他们马上意识到自己将要脱离家庭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于是急忙遵从父母的言语。久而久之，像这样类似的哄骗会在幼儿心里种植上脱离群体以及遭受别人的嘲笑会带来更多的不快与烦恼的种子，当他们成年之后，这样的心理愈加顽固，耻感思维更加强烈。日本人认为自制力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它包括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也包括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修炼，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别人的嘲笑，因为别人的嘲笑将是生活中最大的耻辱，而一旦被“嘲笑”，他们将会不顾一切代价的去约束自己去努力进修，直到报复成功。日本文化深受中国禅宗影响，将修炼本心作为提升自己的路径，坚信“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将现实中的享受作为“佛国”中的“极乐”，“他们将伦理体系建立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这使他们果敢，并且得到某种程度的自信。”日本人还将“照镜子”作为审视自己、回忆自由的一种方式，由此而窥探出其一生所受教育的不连续性，“日本人赋予镜子的象征意义，同样也是其‘练达’修炼观念的基础。”成年以后的自我修炼是对约束的一种解脱，而这种解脱只是类似于自欺欺人的内心感受，真正上并没有脱离社会道德的压抑。
读完此书后，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影响的深刻性和恒久性。人种、生存环境、社会制度等都是一个民族的外在表现，只有文化（民族心理）才是民族内在的灵魂，这种灵魂可以附着于不同人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人群却会产生相同或类似的民族特征。中国和日本在人种和生存环境上都存在着差别，但却在文化构成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再如，我们民族和西方民族的外在构成差异极大，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我们也渐渐被“西化”了，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还称之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衣着饮食的外在特征，而是持久蕴藏于我们血液中的内在营养。但同时此例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文化是可以改变的，就像一个人的灵魂会被扭曲一样。当前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而就在这种“趋同”的强烈背景下，催生出了“文化危机意识”，许多国家都在尽全力的保存和宣传自己的文化，并试图创造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呈现文化多样性的局面。保存和宣扬本土文化也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途径，美国在大力推广它的价值观，甚至不惜借助武力侵略，而面临此种威胁的国家和民族则会极力的反抗，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这其中有政治的目的，但文化在其中究竟是受保护对象还是自省的动力源泉呢？有时候，文化的命运是悲哀的，一个人虽然很难改变自己的灵魂，但是他却可以容易的改变自己的外在构成，甚至有时他可以玩弄灵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文化常常成为政治和经济的“玩具”。但是文化的力量又是巨大的，如“柔软而坚韧的丝绸”，柔弱的甚至被随便欺凌的躯壳中埋藏着坚强无比的精神，这种精神力量将构成一个民族崛起必不可少的支柱，一个丢掉“灵魂”的个人或国家怎么能立足于世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23 20:50:11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