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先秦诸子之一，其特点是以传经的方式传道。所谓“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或“六艺”；所谓“道”，孔子孟子所弘扬的华夏文明之传统价值，其核心是“仁义”。东汉史学家班固总结先秦诸子学术，即谓：“儒家者流……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上下两千年，中国社会千变万化，儒家学者也与时俱进，扬弃旧说，融汇新知，各抒己意，流派纷呈，但万变不离其宗：仁义。“仁义”是历代儒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
“仁”与“义”，原来是两个概念：仁者，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为禽兽；义者，宜也，人应该怎样为人才符合情理。孟子始将“仁义”并称，以概括儒家的核心价值。他拜谒魏国梁惠王，惠王问：“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高见可以利吾国？”孟子答云：“陛下何必曰利？我只有仁义而已。”惠王问的是“利”，孟子却跟人家讲“仁义”，好像驴唇不对马嘴。其实，这正是孟子超越流俗的远见卓识。
孟子所处的时代，七国争雄，互相攻伐，战争连年，不是“中国内战”，而是“世界大战”。各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富国强兵，开疆扩土。这也是梁惠王所关心的“利”，但对普通百姓能有什么好处呢？无非是赋税更重，死人更多。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国家)次之，君为轻。”人民至上，而非国家至上，更非君王至上，所以他反对战争，说“春秋无义战”，说“不嗜杀人者能定天下”。他劝君王施行“仁义之政”：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然后好好办一些学校，教以孝悌之义，使百姓懂得尊老敬长。如果能这样，天下的知识分子都想到贵国来发挥聪明才智，农民都想来贵国耕田种地，商家都想来贵国做生意，各国痛恨本国君王的人都想到贵国来寻求正义。仁者无敌，自然而然就令天下归服了。用今天的话说：和平崛起。
这在“以攻伐为贤”的各国君王看来，当然是书生之见，太不切实际，如《史记》说，“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事实上，不仅春秋战国，而且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都是弱肉强食强者为王的历史，用鲁迅的文学比喻：吃人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仁义”才成为历代儒家不懈的追求，将其视为超越国家存亡的“普世价值”。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纵观古今历史，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皇帝变了，百姓依旧是百姓；所谓“亡天下”，却是“仁义阻塞”，也就是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坑害，互相残杀。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保护“普世价值”不致被颠覆，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一分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由顾炎武这段文字演变而来。但顾氏原意，“天下兴亡”不是“国家兴亡”，而是指儒家普世价值“仁义”的存废。当一个社会公然毁仁弃义，理直气壮地崇尚强权，赤裸裸地推崇暴政，这个社会就是乱世，用顾炎武的话说：亡天下。这不是预言，而是并不遥远的历史，如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