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个人员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和组织,我想首先会在新员工培训的时候在这方面给予或多或少的灌输。作为一名人力资源从业者的我,也不例外!
曾几何时,我对“忠诚”这两个字的理解是忠诚于人和组织。而今,不禁有些许个人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战国秦孝公时期帮助秦国实施变法、对秦国有再造之功、而被后人尊称为千古法圣的商鞅,是卫国人,并且曾在魏国丞相公叔锉手下任5年丞相府中庶子。公叔锉死前向魏王推荐商鞅,然则魏王不任。上将军庞涓闻公叔锉推荐商鞅给魏王不成,欲招商鞅任军中司马,然则商鞅不受,闻孝公之求贤令远走秦国,最终成不世之名!
同样是战国时期的韩国法家之大成学家韩非子,其在对法制认识及著作甚至比商鞅还要高出一些。因为商鞅仅持法治一策,而韩非子则将势治、法治、术治互相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代表世界法家学说的最高水平的巅峰之作《韩非子》,其见识和境界远远高于后来西方国家的《君主论》。然则,韩非子与商鞅同为法家名士,其功业水平却是天上地下。
商鞅背卫弃魏,却在秦国得以厉行变法,20年强秦,使秦大出于天下。迁都咸阳、夺魏之秦河西失地。而后的历代秦国的强盛都离不开商鞅的变法之功劳,甚至于秦始皇得以统一六国之根本,就在于商鞅对秦国彻底的法治变革。
反观韩非,明知韩国不可救而非救之,明知韩国不可忠而非忠之。并在入秦之后游说秦国君臣全韩攻楚。以期将秦国在统一六国之战伊始,就陷入攻楚之泥潭。因为楚国地广人稀,并且崇山峻岭。秦在战争伊始无恢宏气势,六国战心仍在,难保因骤然灭楚而陷入连年大战。使得山东六国有时间得以喘息重新得以合众抗秦。一旦如此,则秦国统一之期未可知也。当是时,六国百姓因之前的连年大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渴望得以统一而过安居乐业之生活。因此,韩非之说不但是对秦国之害,更是对天下百姓之害。以韩非之识,不可能不了解天下民心、民情。也不可能不知道国家统一才是民众最大的保障所在。秦王嬴政欲请韩非任丞相,操持统一六国之盛举,而非却拒之、阻之、扰之。
商鞅不忠于卫、魏,而成不世之功,并著《商君书》;韩非愚忠于韩,在功业上碌碌无为,仅留下著作《韩非子》立世。以此观之,韩非比商鞅差矣。
我们再做个假设,倘若商鞅念在对卫国的忠诚,死守卫国;或者以为在魏国为官则老死于魏国。可曾会有商鞅今日之辉煌成就?
而韩非如果能帮助秦国统一六国,以韩非之对法治的完善和健全,配以势治、术治,完善商鞅单纯法制的不足之处,秦国未必会二世而亡,历史也会改写!
然则,历史不能假设。鞅亦鞅,非亦非,历史仍然是历史。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反观今日之企业,公司在对员工大谈忠诚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无视对人的尊重、漠视员工的疾苦、尽可能的增加员工的劳动时间、减少员工的加班工资,在合同法面不断地寻找法制的漏洞,管理人员以高压、强制等粗鲁的管理方式来管理员工,任人为亲、对员工反馈的意见置若罔闻……等等。
而如果在这样一种状况下的企业,如果是真正的人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发挥和施展么?他们还有这个可能来谈对企业忠诚与否么?
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今后能在市场中生存、发展的企业必将是——以人为本为管理核心的企业。
而对于人才来说就是找到这样的一种企业,去施展和发挥自身最大的才能。
因此,真正的忠诚是:忠于事而非人,忠于事业而非忠于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