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品格，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圣王之道，以圣王之道为标准，衡量现实社会各层面形形色色的冲突，提出化解社会冲突的主张和措施，并在非儒中表现其主张的合理性，从一个层面体现了时代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第一，兼爱精神。爱是出自肺腑的最真挚的情感，爱是一种纯洁无私的奉献，是人间最宝贵的价值。
兼爱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宝库中璀璨的珠子。墨子从圣王之道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发，审察社会、国家、人生的种种弊端、冲突和危机，追究其所以造成这些弊端、冲突和危机的终极原因是不相爱。兼爱与不相爱是社会治乱、人民众寡、国家富贫的决定因素和终极根源。这使爱具有了根源性和普遍性的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无私精神。无论是自己的父母兄弟还是别人的父母兄弟，自己的国家还是别人的国家，自身还是别人，都一视同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无亲疏、无差等的兼爱，不是自私自利的爱，是平均平等的爱。这种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的爱。但在当时存有“亲亲”、“尊尊”的社会结构中，要推行墨子的兼相爱于社会，是不可能的。孟子的一句批判墨子“无父”的话语，被认为与禽兽无异，是有罪过的。但墨子的兼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价值。
兼爱精神就是仁义精神。“兼即仁矣，义矣”。这虽出于非兼者言，然墨子的言行，处处行仁义。“兼”什么仁矣义矣？兼是兼爱交利。兼爱交利便是仁和义。“此仁也，义也，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爱人利人的仁义道德交往行为，既顺天意、得天赏，又是君子遵道利民，本察仁义的道德使命。墨子贵义重利，之所以贵义，是因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儒家对义的追求，它所蕴含、所达到的往往并非以功利为目的，而是道德理想和人格完善，具有超功利的内涵。墨家却利涵义中，利是兼相爱行为的准则，是“爱利万民”，从上中下以利天鬼人的价值，这种天下之利，是一种大利、公利，而非自利、私利。因此，大利、公利即是义，所以爱利兼举。
兼爱精神就是天人顺应精神。人知天而顺天，天知人而爱人。“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天有邑人，何用弗爱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杀不辜者谁也？则人也。予之不祥者谁也？则天也。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天兼爱百姓，关怀民众，惩罚杀无辜者，赐福行义积善者，企望百姓改过从善，这是天对人的一种善良的意愿，同时天把能否顺应天的这种意愿开放给民众，由民众自己来选择，给予民众自己决定自己抉择的权利。在这里天意与民众从善的选择是相知顺应的，但必须区别“杀”与“诛”、“攻”与“诛”的关系，杀的惩罚是指杀无辜，并非指杀桀纣等罪人。“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为什么他们应得天之罚，是因为他们“从事别，不从事兼”。所谓“别”，一是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二是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的三不利，是谓“天贼”；三是聚敛天下之丑名，非仁非义，憎人贼人。别相恶的反天之意，得天之罚，是合理表现，是诛，而非杀，杀无辜是不合理表现。在这里顺天意，实乃顺民意，天人互相顺应，以构建顺天应人的其命维新的国家。杀与诛，攻与诛的区别，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兼爱精神的深刻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