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囿于一技一艺的单纯的书斋型学者，而是做出了多方面历史贡献的哲人。不仅如此，孔子还是一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的哲人。
孔子的音乐思想，以培养君子人格为旨归
孔子的音乐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知道，孔子所憧憬的社会理想，就是恢复西周以来所建立的礼乐制度（简称“周礼”）。孔子认为，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顺应社会的共同规范，每个人就能够达到“仁”的道德境界，社会才能够达到“礼”的理想境界。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因此，孔子认为，“仁”是最高尚的、最完美的道德境界。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能够达到“仁”的境界呢？孔子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够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当然，这也要经过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过程。如《论语·宪问》所谓：“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上古时代，“君子”这个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地位高、有权势的人，另一种是指品质好、有德行的人。孔子所说的君子，主要是指后一种人。因此，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就成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孔子对于“君子”，有一个很好的定义，那就是“文质彬彬”。他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所谓“质”，是指人的质朴天性，这是先天就有、与生俱来的；所谓“文”，是指人的文雅气质，这是后天养成、学习得来的。如果过于质朴，直通通的，一点儿也不讲文化，人就会显得粗野；如果过分文绉绉的，客套太多，毫无真情流露，人就会显得虚伪。只有“文质彬彬”，两者完美结合，才称得上是一个“君子”。
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有淳朴的天性，还要有文雅的气质。两者要有机结合起来。那么，文雅的气质从哪里来呢？音乐的修养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在儒家的思想中，是否懂得音乐，能不能够理解音乐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是一个人是否称得上“君子”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君子”才能够真正懂得音乐，理解其真谛，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后来《礼记·乐记》阐发了孔子的思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这段话，把音乐在人格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讲得非常透彻。
孔子在音乐鉴赏批评中，强调美与善的统一
与世界各民族的情况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艺术，基本上也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态。因此，当时人们的艺术修养，主要体现为对诗、乐、舞艺术的理解和领悟。而孔子在诗、乐、舞方面的感受能力，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音乐艺术是有着极为深厚的修养、精湛的鉴赏能力的。
公元前517年，孔子在35岁的时候来到齐国，有机会观赏了古代著名的《韶》乐。相传这是帝舜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大型乐舞，规模恢弘，气势磅礴，表演起来，定非易事。而齐国是一个大国，实力雄厚，资源丰富，所以才有条件来表演《韶》乐。这次观赏，不仅给孔子以精美的艺术享受，也使他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他当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甚至因此而“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我们知道，《韶》是艺术性的乐舞，它诉诸人们的听觉；肉是日常生活中的美食，它诉诸人们的味觉。两者在给人提供感官刺激的方面是相似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但它们毕竟处于不同的层次，肉食只是让人吃饱，带来单纯的生理快感；而音乐却可以让人陶醉，带来高级的审美愉悦，所以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孔子欣赏《韶》乐，居然“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在欣赏中是把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了，把单纯的生理快感和高级的审美愉悦结合起来了，从而达到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
在上古时代，流传下来许多不同的大型乐舞。后来孔子对这些不同的乐舞，曾有所比较和评价。孔子不仅直接抒发过欣赏《韶》的感受，还曾把《韶》乐和周武王时代流传下来的《大武》乐章，做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比较。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孔子认为，《韶》乐是尽美的，又是尽善的。所谓“尽美”，是说它在艺术形态上达到了美的极致；所谓“尽善”，是说它在思想内涵上达到了善的极致。但是《大武》乐章就有所不同了。虽然它在艺术形态上同样达到了美的极致，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却没有达到善的极致。为什么呢？因为尧舜实行的是禅让，舜靠着高尚的品德受到尧的信任，因而得到天下，所以歌颂舜的乐舞《韶》乐充满了祥和欢乐之气，是尽善尽美的。周武王实行的是征伐，是依靠武力推翻了商纣王，完成了朝代更迭。所以《大武》乐章里不免会流露出某种杀伐之气，虽然它在艺术形态上已经炉火纯青，达到了美的极致，但在思想内涵上却略有欠憾，没有达到善的极致。虽然孔子对于周文王、周武王是非常敬仰的，但在比较《韶》乐和《武》乐的时候，他还是实事求是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强调禅让比征伐更好，品德高比武力强更重要。
由此也可看出，一方面，孔子已经意识到，“善”属于道德伦理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领域，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别强调，艺术审美不能够脱离道德伦理的引导，因为单纯的“美”还不是艺术的最高标准，只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也就是至高无上的道德理想和完美无缺的艺术形态的和谐统一，才臻审美意义上的极致。“尽善尽美”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奠基性的贡献，在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这一切，孔子都是通过对于音乐的批评和阐发来完成的。
孔子重视音乐的社会规范性，强调礼与乐的统一
在周代，礼和乐交互为用，构成一个和谐稳定的宗法等级制度，这就是孔子所向往的礼乐制度。要实行礼的社会秩序，需要乐的熏陶教育，所以礼乐是一体的。在孔子看来，礼乐最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外在的仪式和形态，更在于内在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孔子非常重视音乐艺术的社会规范性。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礼并不仅仅是向神灵献上玉帛祭品那么简单，乐也并不仅仅是给人们演奏鼓乐音乐那么简单。孔子认为，乐的精神实质，就是“仁”的境界，也就是君子的境界。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礼乐的目的，是要培养人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君子的境界。因为乐是用来配合礼的社会规范的，所以如果有人在乐的表演上违反周礼的规范，孔子就会坚决反对。例如，在周代礼乐制度中，乐舞艺术的社会等级是非常明确的。按照传统规范，只有天子才配享受 “八佾”（八人排成一行，八行共同起舞来表演）的乐舞规模。诸侯只能够享受“六佾”的乐舞规模，大夫只能够享受“四佾”的乐舞规模。可是在鲁国执政的贵族大夫季氏，却在自己家里“八佾舞于庭”，公然僭越了周礼。所以，当孔子听说此事，不禁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激愤之语（《论语·八佾》）。可见，孔子对乐舞蹈的社会功能是非常重视的，是与礼乐制度的规范要求和精神实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规范要求，所以孔子的音乐思想，相对来说又是很传统、很正统的。对于那些他认为是内容轻薄浮靡的音乐，孔子是非常反感的。他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也。”（《论语·阳货》）所谓“郑卫之音”，是指当时河南一带的乐曲轻艳、内容多表现男女欢爱的地方音乐，大都不符合古代礼乐传统的规范。孔子在坚守古代音乐传统和高雅音乐的品位、维护音乐的社会规范性的时候，有时会对当时民间流行的新兴音乐缺少理解，不免略显有些保守了。
在孔子看来，音乐是表现高尚正大的政治伦理内涵、培养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而不是单纯用来享受声色之乐、寻求感官刺激的。因此，孔子在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规范性、努力维护古代传统典雅音乐的权威性的同时，也做了许多编订整理音乐的工作。比如，他周游列国以后，晚年回到鲁国，就重新编定了《诗经》的乐谱，使它恢复了古代原初的风貌。即所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我们知道，《诗经》是由周朝乐官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配乐歌唱表演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乐调紊乱的情况。孔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诗经》的音乐谱调进行重新编定和整理，旨在恢复其本来的面貌。这个工作，没有相当精湛的艺术素养和音乐技能，显然是无法胜任的。而孔子，恰是作为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项历史性的任务，为古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孔子还多才多艺，能击磬，善鼓瑟，会弹琴，掌握了演奏多种乐器的技艺，并从中抒发自己的深沉情感和远大理想，从而在音乐艺术的实践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