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这种“义”也是和“仁”紧密联结的，也是以“仁”为本的。在“义利”面前，强调对“义”的通达，强调以“义”致“利”，进而区分君子和小人，无疑是一种公正善良积极的社会导向。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又在更高层次上把“利”升华到与天命、仁爱相提并论的道德认识高度，可见在“义利”问题上，“义”的至高地位。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突出了“义”重于富贵的思想。即使富贵了，也要表现出“富而好礼”，多行义举善举。这些“义”而富、富而“义”的举动就远远好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独善其身的做法。可以说把“义利'关系、富贫关系摆布得再明白不过了。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所强调的“道”也是符合仁义之正途，就是君子爱财取之以“义”，君子恶贫去之以“义”的道理，在财富观上强调仁义之道，对巧取豪夺、不义之财、富而无道、贫而损义予以摒弃。
“见利思义。”“见义不为，无勇也。”见“利”想到道义要求、是否属于义行义举，而往往践行道义多要减损自身利益。在“义”面前为“仁”也好，担“道义”也好，需要舍己利人，需要有对“义”的深刻理解而支撑。为还是不为，为之为勇，不为之为不勇，以勇来描述是十分恰当的。
“君子义以为质。”“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一个有“仁”有“义”之人，在昌明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应该积极为社会创造财富，做一个有为之人，否则是不光彩的；而在混乱的社会条件下，无缘通过自身的道义之举，而致有益于邦国，只通过唯利是图的手段而致自身富贵是可耻的。这里把个人的富贵同国家的境况和个人道义连接起来，把“义利”关系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出利以兴邦、富以济世的道义原则。
“君子周急不继富。”“君子忧道不忧贫。”在“义”的统领下，也是有方法和原则的。强调帮穷不帮富的社会慈善理念，也同时关注着仁义之“道”与“贫”的辩证关系，那就是“道”通则济“贫”，持“道”则无“贫”，以“道”生财，以“道”散财的“义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