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最初是批祭祀上天和祖先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经儒家提倡，基本摆脱宗教的色彩，成为经世之用的道德规范。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焉”。“武器，粮食，信用，必舍一，则先舍武器，再舍粮食，最后信用，民无信不立”。“信”被人们很早地与为政之道结合起来。孔子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还提出人际交往要守信，同时这也是国与国相交的道德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
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理规范。此外，孟子给“信”注入了善的内容，强调善与信的统一。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实际上是孟子人行善理论在信用问题上的运用。在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信”与“圣、智、仁、义、忠”构成“六德”。[1]
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 认为“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观德》)经过发展诚信逐渐渗透到中华民族道德意识的深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
三国时期诸葛亮“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可以理解为信任是识人用人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古时敌军来降，便命其去“取某某人首级前来”，就是要让其表忠心诚信。诸葛亮的“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就是说交代给他一件事情，让他去完成，通过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来观察其诚信和忠心。信用是用人者取得下属忠心拥戴的重要条件，也是用人者对其下属最基本的需求，期之以事观其信，然后用人不疑，这是成功的用人者的共性。
唐代魏征认为，诚信是事关国家生存安全的关键，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向唐太宗论述诚信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为唐太宗所接受，对唐太宗的治国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以“大信行于天下”，唐太宗的诚信观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他理论上讲得少，实际中做得多。他利用自己的"人主"地位，在治理国家中实实在在地推行诚信道德规范，从而为唐朝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宋代，在程颢、程颐的著作汇集《二程集》和其他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如“圣人言忠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进学不诚则学杂，处事不诚则事败；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已；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这里，二程将诚与信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程颐还进一步论述了信的论理道德：“诚则信矣，信则诚矣。”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强调诚与信是完全一致的。程颐是就诚信作为一项极高的道德规范来加以颂扬的。他认为：人之道在忠信，信就是诚。人与人相处当以忠信为根本。
近代中国，谭嗣同的“万善之首必曰信”以及陈天华“诚实无欺，人人信得过”都说明了我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信伦理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项人际交往的重要粘合剂，一直延绵不绝，存续之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