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旧中国，宗法观念、纲常伦理渗透于社会道德与生活的一切领域，任何事体都要在“礼”的框范下，分个三六九等。人死之后皆要魂归泥土葬入坟墓，但因逝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不一，不仅墓的规模判若霄壤，且在称谓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庶民之墓叫坟，王侯之墓日冢，皇帝之墓谓陵，圣人之墓称林。古时虽有不少先哲贤达被誉为兵圣、书圣、诗圣、画圣、药圣、茶圣等等，但墓被称为“林”者，仅有文圣孔子、武圣关羽。因关公又曾被封谥为帝君，故其墓还能同时以“陵”谓之。
历代统治者，对修建孔庙向有严格规定，文庙只能建矗于县以上的城镇。因信仰关公的善男信女多如恒河沙数，这就使得当权者对关庙事极难作出硬性规定。于是，自南陈、隋朝以来，关庙逐年有加，及至明清，关公已是英名妇孺知，庙食盈寰中，香火遍天下。
在遍布神州的大小关庙中，从建造意义及建筑规模而言，有四座最为著名。关羽殁后，有“身定当阳，头枕洛阳，魂归故里”之说。孙权以王侯礼葬关羽尸骸于当阳的墓地，后人称为关陵，当是关，公最早的庙宇之一；曹操葬关羽头颅于洛阳的墓地，关公成为武圣后便称为关林，与曲阜的孔林可堪伯仲；运城常平村的关帝家庙，原为武圣故宅，在此建庙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始建于隋的解州关帝庙，是历代皇家及大臣朝拜关公的圣地，经宋明清三朝不断扩建，其庙宇之轩昂，殿阁之雄伟，文物之珍贵，为海内外关庙之最，享有“武庙之祖”的称誉。
打开清《京师乾隆图志》，我们会惊讶地看到，那画有关帝庙的标志密密匝匝，触目皆是。当时仅城内专祭武圣和主祀关帝的庙宇就有116座，加上京郊的关庙，不下二百余数。富丽堂皇、飞檐点金的紫禁城，是皇帝后妃、龙子龙孙居住的场所，斯时竟也设关庙四座。在这红墙禁地，身披绿袍、正襟危坐、左手捋美髯、右手持《春秋》的关帝雕像，以其凛不可犯之姿，更平添了大内中的威严。曾被称为“中国第一园”的圆明园，云飘碧空，绿溢幽径，亭轩错落，回廊曲折，假山叠翠，竹篁摇荫，喷泉溅珠，湖波潋滟……但在这样一座中西合璧、本是皇帝休闲的园林内，竟也建有六座关庙。这说明皇帝即使在游也豫也之时，亦不敢轻慢关公，以祈武圣佑其国祚……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出，昔年京华春秋两度大祭关圣时，从二百余座关庙中飘出的那一缕缕紫烟，会将京都的天幕濡染得朦朦胧胧，冥冥淡淡，那些真正信奉关圣信徒们的心灵，当会被那紫烟驮着、举着，悠悠忽忽地飘进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宫瑶池……
斯时，京都这般尊关，泱泱神州，处处也复如斯。《承德故关帝庙碑文》中记日：“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此系指官方尊关，而大量地方史志无不佐证，明清时的中国，不论是汉文化圈内还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论是山陬溪畔，还是天涯海角，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几乎村村寨寨都立有关庙。《天山客话》中载：“塞外虽二三家，必有关帝庙。”
如果说一座大的关帝庙就构成了一个小的信仰圈，那么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关庙，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疏而不漏的关公信仰网络。
神是早期人类蒙昧无知的产物。在旧中国，当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呈示出种种异兆、人们茫然难得其解的时候；当巨灾大祸骤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处于弱势群体的百姓又无法抗御的时候；当外寇入侵烧杀抢掠、统治者只顾。酒地花天、手无寸铁的百姓只能望敌兴叹的时候；命运的缰绳一直不能攥在自己手中的芸芸众生，总是请出他们心目中的神。百姓辄以神的超力，作为脆弱文化心理的支架；也辄以神的超世关怀，来慰藉破碎呻吟的灵魂。笃信关老爷乃“青龙转世”的人们，自会把悲天恤民的关公当作心目中包打天下，神力无边的偶像。
遍览宋代以还的史乘方志，披阅明清以来的宣卷稗说，采撷轶散民间的传闻，有关关公“显圣”的记述及碑文，俯拾皆是。如果将之搜集起来编纂成册，简直可以堆成一座书山。大而言者，关圣常能降妖护国、平寇破贼、除瘟禳灾；小而云者，极富人情味的关爷更能体恤忠孝、断决疑案、掖善惩恶、示医疗疾、佐学举仕、佑人发财，甚至惠及黎庶的娘生日孩满月。
在《解梁关帝志》中，关圣“救水厄”的记载，被描绘得神乎其神：“(明朝)隆庆年间，广平府淫雨浃旬，山水暴涨，浸入东门，城中男妇嗷号，震天动地。顷见城上云雾中，关圣一脚踢倒城门楼，橹门以填实，略无罅隙，用是雍住水头，城得不没。”
明朝末叶，日倭屡犯我东南沿海，武圣伏倭的故事，被渲染得玄之又玄：嘉靖四十一年，倭寇狂攻福建仙游城之南门，门内有关庙，有人见关帝将城门锁住，匹马单刀与敌鏖战，倭寇辙乱旗靡，一败如水。俟守城官卒入庙祭拜时，但见关帝像汗水涔涔……同年，倭寇数度滋扰江苏太仓，太仓城内，亦有关庙。每当寇来，“城内白雾漫空，如有神护”，令倭贼杯弓蛇影，趑趄不前……而关圣于鹏城(今深圳)近海，大胜东洋船队“一役”，更被岭南百姓夸张得颊上添毫，勾魂摄魄：明时为御倭酋，鹏城设立军事城所。某年冬夜，月黑风高，一队东洋战船，从大亚湾偷袭鹏城。时鹏城军民已进入黑甜之乡，眼看日倭下船登岸，鹏城即遭血洗。忽然，立闪裂空，惊雷滚地，豪雨似瀑，梦中军民，悉被惊醒。众人仰望云端，只见赤面关公，龙盔虎靴，身跨赤兔马，左有白脸白袍白马的关平相伴，右有黑脸黑袍黑马的周仓相随，共率天兵天将，凌虚杀向倭寇船队，搅得海水呼啸，惊涛摩天。俄顷，日倭船队，帆折舟摧，葬入深海。须臾，天开云散，月朗风清，关帝驾返天宫……
一部中国近代史，写满了华夏民族陆沉的羞耻，兵败的屈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标”，曾把轩辕子孙的尊严剥个精光；那一纸纸割地赔款的条约，曾像切菜刀般将四万万同胞的心削成碎片。面对列强残酷的洗劫、洋佬野蛮的屠戮，不甘为刀下鱼肉的中国百姓，在呼佛佛不应，唤道道不语的情状下，关圣成了他们惟一的保护神。
在抗日战争中，关帝在全国各地显圣的传说，又不绝如缕。据传，日军团山田司令率兵进犯解州时，曾数度炮轰解州关帝庙而不能击中。山田大惑，进庙拜关帝并抽签，卜问能否渡黄河直取西安。摇出的签上竟写着：“过河不难，兵马死完。”山田怒火中烧，抽刀欲砍关帝神像，刀刚出鞘便断为两截，这日军团司令骇得魂飞魄散，刚出关帝大殿，便倒地而死……香港出版的《武圣堂集》中，载有这样一则奇闻：1942年，日空军狂炸南宁，市民妇孺，多避入天主教堂，认为日军不会轰炸外国教会。谁知教堂亦不能幸免，炸弹当空而下。市民扶老携幼，冲出教堂往市郊疏散，日军飞机追踪射杀，并向人群中空投炸弹。但枚枚炸弹皆被电杆上的霉旧电线托住，未能着地爆炸。事后，有人说其亲眼看到，日机轰炸时，当空有一红面长髯骑马的巨人，将炸弹一一双手接住……
明末、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那些难以历数的关公显圣战敌酋的故事，大都有发生的时间地点，目睹者有名有姓，有的甚至还是名人。但今日观之，我们敢断言它们无一不是当时的人们凭借想像力而杜撰的。明代倭寇偷袭鹏城时的帆折船沉，抑或是台风骤来所致；江苏太仓几度白雾弥漫免遭寇袭，大概也因气候因素。至于其他关帝显圣御敌的故事，抑或是有人故意假托虚言，来激励民众之斗志……
关羽在抗战时期，确实也曾起到过某种特殊作用。前些年，我在沂蒙山采访时，曾同当年山东纵队的几位老敌工人员交谈，他们皆说关羽的威名厉害，是当时瓦解伪军的锐利武器。那时，我军经常印刷关公“身在曹营，夜读《春秋》，心存汉室”的图像，秘密散发，并在关公像下印有这样的对联：“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勿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汉奸和伪军也是中国人，无所不在的关公信仰也曾烙在他们的“胎记”上，这就为争取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可沟通性及可趋同性。作为人，他们当中除罪大恶极者和死硬分子外，关羽的震慑力，常能唤回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也确有不少伪军因惧关公或投诚或反正，以求将功折罪……
综观关公在国难当头时的“显圣史”，无疑是中华民族苦难史的一种缩影。有些传说虽然是那样荒诞不经，但它们仍不失为我们这个民族用屈辱和生命写就的一份特殊的带血的文化遗产。
宋元明清时，在百姓心目中，关公是神格最高贵，神职最多样，神性最正派的神灵。黎庶每逢遭际疑难之事，总是敞开心灵的门扉，从各自灵魂的秘密甬道里，将关圣恭请进来。
在长白山莽莽的原始森林里，来自汾河之畔万里为病母寻药的孝子，曾在关公的庇佑下，觅得一棵千年“双头娃娃参”；在江南水乡泽国，当肆行无忌的瘟疫就要吞噬万千生灵的时候，关圣也曾秘授“三字谶语”，让百姓贴于门户而驱走了瘟神；在京都阴森恐怖的大牢里，因抨击奸相严嵩而即将被秘密处死的忠良苗裔，也曾在关圣的搭救下，逃出虎口魔掌；在偏僻的山野，一黄卷青灯、苦读寒窗的农家学子，因将关帝塑像耳内的蜂巢清除，而深得关爷的垂怜，关夫子遂在这学子的梦中讲解《春秋》奥义，致使这学子在乡试、府试中联榜及第，殿试后又被钦定为翰林……而在神州每一个角落，恶人歹徒因丧尽天良遭关爷刀劈的传说，更是不可胜记。
关公成了旧中国各个阶层竞相尊崇的神灵。贤臣良相敬其忠，武夫劲卒尚其勇，侠士豪杰慕其义，田夫野老敬其公，村姑慈妪崇其正……
曩时，“商贾”并非是一个光彩的字眼儿。在百姓眼中看来，是“无商不奸”；在文人雅士的笔下，对商人的评判就更为尖刻了。曹植在《乐府诗》中云，“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日，“商人重利轻别离”；刘采春在《啰贡曲》中道“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假如说三国时有七步八斗之才的曹植，将视名利如浮云的巢父、许由捧到’了天上；那么中唐时的大诗人元稹在《估客乐》中，则将被利欲薰黑了心的商人贬至骨髓：“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可谁能料到，自明代以来，大义参天的关夫子，竟成了商旅们顶礼膜拜的财神爷。
明朝以前，华夏大地作为一个诸多神灵舞蹁跹的国度，商贾们也曾供奉过两尊财神：武财神赵公明(俗称赵公元帅)，文财神比干。在《封神演义》中，赵公明是周武王的宿敌，死后方被姜子牙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此公率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四位正神，专管“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但这武财神在荣登封神榜之前，曾有过剜抠不掉的“历史污点”：《搜神记》中载，赵公明是有名的瘟君，曾率疫鬼三千在人间传播瘟疫。彼“瘟神”当武财神，在百姓看来，他只配当棺材铺老板的同伙。比干是大暴君殷纣王的叔父，曾位居少师，主管过朝中财政。比干见纣王嗜杀成性、荒淫无道，曾数度冒死直谏。纣王的爱姬妲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九尾狐狸精”，被比干视为国事日非的祸水之源。妲已装病卧榻，言只有比干的“七窍玲珑心”，方能疗她之疾。须臾离不开妲已的纣王，全不念君臣之义，叔侄之情，竟将比干的心肝剜出，当草药让妲已服食……比干虽是耿介之臣，但将之尊为文财神后，百姓却并不认同，常讥讽那些“重利轻别离”，丝毫无“邻里情”的商贾，供奉的是位“少心无肝”的残疾之神。
自宋以来，商贾们见社会各界人士对关公的崇拜趋之若鹜，而他们尊奉的文武财神，在民众眼中却有着或“政治”或“生理”上的缺陷。商旅们在自惭形秽之余，想将关圣尊为财神，自在情理之中。但将“一剑万人敌”的武将尊为财神，实在是文不对题，神不符位，必须胪列出若干名正言顺的理由方可。能将算盘珠儿拨得噼啪啪响的商人们，当然能从历史的纸页里及民众的口碑中，剔爬出关圣能当财神的论点及论据。
关羽当年身陷曹营时，曾将曹操给予的厚赠，记录得丁一卯二，所得俸禄的使用，也日清月结。辞曹奔刘时，关将曹赐的金银布帛悉数留下，并附有一本“收、支、转、出、存”的分毫不爽的账簿……这等弊绝风清、不饮盗泉的仁义之士，可谓天下无二。有此论据，商贾们自会理直气壮，尊神有名。
流播于晋陕荆楚民间的那些关于关公的美丽传说，当然也不会从那一双双极善捕捉商机的灵敏的耳朵边溜走。有一则传说，不能不使商旅们喜上眉梢。关羽督荆州时，有一名唤王三的乡亲，前来拜望。“官大不藐乡邻”的关羽，设宴款待后，问王三因何来荆。王答来荆投奔关府，是想借关爷威名做点杂事儿。关羽以为王三前来“跑官”，遂正色道：“汉室弊端乃卖官鬻爵，奔走权门，关某公道直行，绝不作这等偏私之事!”王三见关爷曲解已意，忙说他身怀酿酒绝技，欲在荆开一酒店。关羽听罢，点头称妙，并助资让王三开张。分手前，关羽一再叮嘱：“荆州一地，好酒无多。尔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切记商海无涯诚作舟，贾山有路信为径。”酒店办起后，王三铭记关爷教诲，造酒时精择其料，在工序上也不惮其繁。故而所酿之酒，开坛后香飘街巷，荆民皆争购之。这时，有三五泼皮无赖，冒充关羽亲兵，来酒店索金讨酒，王三一时拿不出巨金，酒店即被砸烂。关羽闻知，派人侦缉凶手归案。嗣后，王三酒店，生意愈发兴隆。为感关爷大恩大德，王三遂将关羽像挂诸酒店正堂，一时间，荆地商家皆仿效之，关羽俨，然成了斯地商贾的保护神……
有了这些演义和传说中所传递出的，理由和依据，将关圣尊为财神，有谁还敢置喙!
近些年，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了向旅人展示昔年晋商曾创造过“富甲海内”之奇迹的窗口。看到那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堪称第一流的豪宅阔院，游人会以为晋商的发迹地是在晋中平遥一带。可当我翻阅宋明时的文献时，却明白无误地得知，晋商发祥地不在晋中，而在关羽的故里晋南运城。运城解州盐池，在宋代曾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皇家为确保解池盐税不“跑冒滴漏”，曾派一秉大公的包拯到解州主持盐政。明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明王朝在北疆屯兵多达86万之数。军需物资的采购曾一度落到晋商的头上。斯时北疆边关封锁，晋商的一斤盐有时能从外蒙古人手中换得一匹马，如此高额的利润，大大肥了部分晋南的商人。晋商富后为官，官后复又经商者，代有其族。官商一体，代代累富的晋南商人，为后来晋陕两地的巨商联袂登上中国商业舞台，谱写了嘹亮的序曲。清代，晋商设立“票号”，不仅一度控制了全国金融，而晋陕各地商家还组成了一个个有分有合、实力庞大的商贸集团，与我周边国家开展多边贸易。从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头牌演员”，长达五百载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堪称奇迹!
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精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道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滑，热情却不虚伪，重已而不排他，决不为眼前蝇头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具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种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道道色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出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