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东晋初期家族较王朝为重的形势在政治上更为显著，于是“孝先于忠”的理论也更为肯定，对魏晋士人的影响非常大。一个人只要孝行有亏，无论其他方面的品德有多好、职位有多高，也会遭人非议。
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世人对嵇绍的评价，嵇绍父康无罪为司马氏所杀，绍出仕父仇，虽为朝廷死之，世人对其亦褒贬不一。《世说新语笺疏》引王隐《晋书》曰：
“嵇绍父死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闇主，义不足多。曾以问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独辞徵，绍不辞用，谁为多少？郗公曰：王胜于嵇。……郗鉴、王隐之论，尤为词严义正。由斯以谈，绍固不免于罪矣。” 可见嵇绍虽然被统治者视为忠臣，收入《晋书忠义传》，但在当时士人看来，他对皇室的忠心也无法抵消“不孝”的罪名。由此可见“孝先于忠”的观念对士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孝先于忠”观念的形成使得这个时期的史书上，开始出现“孝义”、“孝友”、“孝感”、“孝行”等标目的类传，专门记述表彰以孝行名世的人物。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的“王祥卧冰”、“孟宗哭笋”、“陆绩怀桔”、“吴猛饲蚊”等“事迹”，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但如此众多的孝行记录在案，并不说明世族阶层都是孝悌的楷模。曹氏、司马氏内部的骨肉相残，那里有什么孝悌可言。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所以“孝”在魏晋南朝得到如此鼓吹弘扬，在君主只是一种统治权术，在世族不过是标榜自己身份的招牌。因此，魏晋时期统治者提倡孝道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