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以武汉为例
孙君恒
摘要：
文章围绕基督教对武汉的影响、基督教的武汉本土化两个方面，说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着重说明了基督教对武汉1911年辛亥革命和1938年抗日战争的帮助，后者特别介绍了祷告仪式地方化、教堂建筑的中国风格、名称的中国化。最后，指出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双赢仍然需要不断努力。
主題詞：
基督教；武汉（汉口）；中国文化
Interaction between Christianism and Chinese cultre ------exemplification in Wuhan Junheng S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81, P. R. China)
Abstract:
Author states the interation between Christianism and Wuhan,not only Christianism to Wuhan,but also Wuhan to Christianism. The former emphysis on church helping to Xinhai Revolution in 1911 and Anti-jpanese War in 1938,the later spcailly introduce the local pray manner, Chinese construct style and name with Chinese character. At last, author points that it needs much work for two wins between Christianism and Chinese cultre.
Key Words:
Christianism; Wuhan(Hankow); Chinese culture
引言
最近几年，我对武汉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相关性进行了田野研究，到过武汉的主要教堂（医院、学校），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感受到基督教与武汉近代的历史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早在17世纪3O年代末，耶酥会传教士即进入武汉地区传教，当时被中国政府取缔。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合法”化，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外国教会纷纷进入武汉。1896年基督教在武汉发展教徒2
306人，有教堂21处，外国教士34人；1906年有教徒6
567人，教堂34处；1921年有教徒7
610人，基督教青年会会员5
511人，外国教士189人(1919年)；1930年有教徒4
595人，基督教女青会会员2
600余人，教堂61处，外国教士217人(1926年)；1950年有教徒6
028人，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员805人，
教堂76处。1928年汉口地名的英语拼写为威妥瑪拼音方案“Hankow”，Hankow为许多西方人（包括传教士）所熟知。
下面我就基督教对武汉的影响（武汉之基督教化）、武汉地方文化对基督教的作用（基
督教之武汉本土化）两个方面，说明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督教之武汉本土化
1．祷告仪式地方化
例如，地方风俗的引入了基督教堂的祈祷室。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武汉科技大学大门外
有一个基督教堂，有大约200平方米的祷告室。每周六上午的祷告，当地的信徒，跪在地上，一面磕头，一面祷告，虽然祷告是西方宗教仪式，但是这里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祷告礼仪是中西结合的方式。
2．教堂建筑的中国风格
例如，汉口救世堂是基督教英国循道会在武汉最先传教的地方，建于1930年，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红砖清水墙两层砖木结构，平面布局呈拉丁十字形，建筑面积约780平方米。该堂与前门楼之间为一庭院，花木扶苏，宽敞优雅。前门楼按三段构图，半圆拱窗，山花精致，而最耐人玩味的还是它楼顶上建有四个八角形的小塔。（见下图）
3．牧师个人姓名中国化
例如，美国圣公会华中地区的主教吴德施(
L．H．ROOTS，1870—1945)
的“吴德施”是一个中国名字。他本姓鲁兹，他在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包括住宅和圣诞堂），院门口刻牌为：“鲁兹故居”，被定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德施主教来中国的1896年，26岁，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离开中国的那一年，1938年，68岁，一个白须白发的垂垂老者——42年的时间，一直生活在武汉。
再如，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1831—1912年),
曾译名杨约翰、杨笃信。1831年12月14日出生於英国威尔斯。1861年抵达汉口传教，稍后向西进入四川，再南下来到湖南。杨氏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宣教事工，直至1911年退休回国为止。为了亲近中国百姓、尽快融入当地水土，名字便以中文命名。他居留中国歷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只返回英国三次。他享有「华中宣教之父」的美誉，是华中地区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汉口黄石路口的荣光堂（原名“格非堂”）的创建者。
4．教会医院名称中国化
基督教会开办的医院的名称，有浓厚的中国道德意味。例如，
汉口仁济医院、汉口协和医院、武昌同仁医院。“仁济、协和、同仁”都是有浓厚中国古代传统美德的名词，用于医院名称，很有亲和力。1864--1946年，基督教会先后开办普爱、同仁、仁济、同济等7家医院，有病床约800张；天主教会开办医院4所，诊所9处，有病床约400张。
5．教会学校、书院名称中国化。
1921年，武汉有基督教会办的大学、中学21所，大、中学生3
000余人，小学生3
700余人；1948年有大学、中学14所，大、中学生4
960人，小学生4 105人。天主教会到1947年有中小学16所，4
516名学生。教会学校的学生占全部学生的三分之一。吴德施倡导在武昌横街头创办了武昌文华书院。武昌设博文书院。1899年，创设博学书院于汉口。汉口有德华学堂(上智中学前身)。
1949年前武汉外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名称比较表
序号 中国式校名与创办时间 西方式校名和创办时间
1 文华中学 1871年10月创办 圣希理达女中
1874年创办，初名布伦女校。
2 博文中学 1887年创办 圣罗以女中 1912年创办。
3 训女中学 1896年创办 汉口三育女中
1942—1947年开办。
4 懿训女中 1897年创办 真理中学
抗日战争时期办于武昌昙华林，战后停办。
5 博学中学 1899年创办 路德中学
1927年前开办，美路德会在汉口设立，1927年停办。
6 上智中学 1908年创办 三一中学
1927年前开办，圣公会在武昌设立。
7 心勉女中 1932年创办，初非教会办学 圣约瑟中学
“五•四”运动后开办，后改为文华中学二部。
8 辅仁中学 1947年创办 圣约翰中学
1913年开设，抗战时停办。
9 益智中学
1907年创办，抗战时参加鄂湘教区联中，后未恢复。
歌颂中学 19世纪90年代创办，1914年并于圣保罗中学。
10 求是中学 1923年武昌青年会举办，大革命前停办。
三育中学 1918年创办，后对外称三育研究社。
11 协和女子中学 1928—1929年在汉口开办。 圣保罗中学
1872年创办，抗战时参加鄂湘教区联中，后未恢复。
12 汉光中学 1931年后汉口青年会开办，抗战时停办。
武昌聋哑学校 1932年，艾瑞英开设，办至解放后。
13 育贤女中
1931年洪水后创办于汉口四维路，抗战时停办。 训盲书院
1888年创办，抗战时停。
14 华中大学 1924年9月创办，办至解放后。 武昌瞽目女校
1919年美传教士艾瑞英创办，办至解放初。
15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20年筹办，1927年单独设立，办至解放后。
16 华中协和师范
1911年创办于武昌大东门，1927年停办。
17 大同医科学校 1902年创办，1917年并于齐鲁大学。
18 普仁护校 1928年创办，办至解放后。
说明：1）以上表格包含了大学、中学、职业学校、特殊学校。没有将教会小学计入。2）中国特色的学校名称明显多于西方色彩的名称。
６．教学方法中国化。
19世纪60年代，外国传教士在教堂及其附近开办免费走读的
“义学”，以扩大教会影响。1869年，武汉三镇有此类学生208名，其中女生10名。这种“义学”仿照中国旧式启蒙教育，请中国先生教《三字经》，也教“创造主，造天地，山和海，又造人……”。
７．《圣经》翻译通俗化。
杨格非认为，欲广传福音首重普及，过份深奥的文字，殊非一般人易於接受。有见及此，他特别花费一段颇长时间，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將圣经重新繙译。1885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称为《浅文理译本》，译本在汉口出版。由於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此乃圣经繙译的一个重要进展阶段。杨格非认为文理《圣经》过于艰深，无法担负普及基督教的任务，而官话译本不免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因此决定采用浅显的古汉语尝试译经。迨至1905年，杨氏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可惜只繙译到雅歌为止。杨格非的浅文理译本重视表达原文真相，不逐字翻译，以公认经文
(Textus Receptus) 为译本，不过没有翻完全本圣经。
８．《圣经》有汉口话翻译本。
便于当地老百姓学习和普及。地方方言的译本，还有上海、福州、宁波、杭州、广州、厦门、兴化、金华、邵武、山东、胶州、海南、苏州、客家、台州、安南、建宁、三江、汕头、温州、汀州、直隶,少数民族译本有蒙古、花苗、满文、藏文、栗粟文、傣文等等。
基督教对武汉的影响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和教义精神，对武汉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历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武汉中华圣公会（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总称），几乎介入（或参入了）了在武汉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长江水灾、抗日战争……下面选择几个典型，进行简要的说明。
1．杨格非反对鸦片吸食和贸易G v*Q%l
杨格非首先苦口婆心提醒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诸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多次透过传媒，义正辞严向英国政府上书，諫议停止將鸦片输往中国。因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產生强烈偏见。华人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达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毁灭性的毒品！杨氏发动在华英国传教士，利用和国內教会通信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眾为在中国禁鸦片而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諫言，未能即时遏止英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福祉的勇敢言行，深受我们敬佩。
2．创办革命团体日知会
1906年2月
刘静庵、曹亚伯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刘静庵任总干事。该会以美国圣公会所设阅报室日知会得名，吸收新军及学生参加。日知会是晚清在湖北武昌兴起的一个秘密革命社团，宗旨是推翻帝制，倡导共和，领导人刘静庵——历史上与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黄兴创建的华兴会、蔡元培创建的光复会齐名。“日知会”的前身是武昌美国圣公会所下设的一个阅报室，地址在武昌司衙巷，创办人是当时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人称胡牧师）
，通过阅读书报在教徒及民众中传扬新思想和新文化，取名“日求一知”
之意。刘静庵（1875-1911）是湖北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文人出身，投笔从戎，当时在湖北新军任文职，组建科学补习所传播革命思想，因为时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与胡兰亭言谈相投成为朋友。
1904年10月，刘静庵等人准备与湖南华兴会密谋起义而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了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逃至武昌司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内暂避，在这一段时间内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本人亦是革命积极拥戴者，利用教职身份全力护佑刘静庵，任其为日知会的司理，并引介至文华书院神学院为中文教员。刘静庵遂借日知会阅报室的名义广泛收集全国新书报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相互交流信息，传播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此地——中共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当年即在武昌圣公会所下属日知会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刘静庵征得胡兰亭牧师的支持，名不变而实变，将日知会组建成一个革命团体，地点迁至昙华林南崇福山街41号圣约瑟礼拜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进行革命宣传，阐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面临的危机，启发人们的爱国革命意识，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准备起义。
武昌日知会当年组织活动，教会势力给予晚清革命力量的强力支持。日知会的组织者除宣讲福音外，并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日知会熏染而倾向革命，孙中山并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而日知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带动革命风潮，得以公开展览革命书籍、鼓吹革命思想，实得归功其为教会组织所拥有的特权。1906年4月，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来到武昌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刘静庵等多数会员加入同盟会，日知会改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刘静庵任总干事。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等同盟会会员赴湖北，联络日知会力量响应湖南起义。因内奸告密，1907年1月13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搜查日知会，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刘静庵、张难先、吴贡三、李亚东等九人先后被捕，此即震动一时的“日知会案”，史书也称“丙午之狱”。开放式官
教会方面资料如是记载，圣公会的西洋传教士见自己教会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缉，再加上他们一向同情革命，于是展开营救的行动，使刘敬安（静庵）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订的第二批缉捕名单。当刘静庵尚被关押狱中时，吴德施主教在美国发文，痛斥清政府的腐朽与残忍，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热情支持。
3．参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期间，武昌圣诞堂成为了湖北反清革命的宣传阵地之一，美国友人吴德施夫妇，革命先烈刘静庵先生，以及胡兰亭、余日章、张纯一、韦卓民、周苍柏等一大批中外有识之士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军歌，就是由文华校园里的张纯一作词，余日章谱曲，他俩共同在圣诞堂中试唱成功的。1910年（宣统二年），吴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务杂志》1月号以《为中国辩护》为题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教职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基督精神的怜悯博爱之心，给予弱势者（或是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的护佑。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市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毅然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所辖的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等人组成红十字会
，在今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的圣保罗座堂建立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对战区灾民进行收容赈济服务。同时自任为汉口救灾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过问战乱安抚工作。辛亥革命时,他管理的教堂以及他的故居,是救治革命党伤员的大本营。
1912年，湘鄂皖赣教区调整，吴德施任鄂湘教区主教兼传道布会正教职，直至1937年10月。1913年，被选为中国基督教续办委员会会长，这一年，汉口鄱阳街32号主教住宅落成。1922年起兼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干事。1926年至1931年兼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经他多年努力，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活动开拓了国际性的影响，中华圣公会开始以“独立一枝”的资格，出席世界圣公宗会议。
4．北伐战争时期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德施主教指示辖区社会服务部动员和组织人力和财力进行城区卫生及难民救济工作。这在当代国际社会已有专门组织体系完成的战乱灾乱的救援活动，当年只能依靠教会团体以及世俗私人慈善业的关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全城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由上海潜来武汉，曾留居汉口鄱阳街主教住宅多日。数月之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吴德施主教利用教职身份，冒险设法帮助周恩来悄悄离开武汉去南昌，半月之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爆发，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5. 1931年武汉水灾救助
1931年，武汉大水，吴德施主教应宋子文、孔祥熙电邀，任全国水灾救济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在武昌成立武汉各教会联合赈灾办事处。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区水灾农民扶助总社，向受灾农民发放贷款
6.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交往（１９３８）
1938年初，吴德施主教联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人，向在汉的西方友人征募了10.3万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委派长女弗朗西丝•鲁兹，率领一个国际代表团，开着大卡车，载着这批抗战物资，从汉口出发，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左权接受。
1938年2月，国内宗教组织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宗教日，武汉基督徒在“鄱阳街32号”汉口圣公会圣保罗教堂举行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仪式，吴德施主教到会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并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祈祷
”——这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传教期间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社会活动。
1938年4月，被获准退休回国。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徳施主教一家饯行，席间合影留念。周恩来当场手书：“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嘤嘤其鸣也，求其友声”两条幅相赠。同时，吴德施主教在鄱阳街住宅楼举办告别音乐会，请武汉各界上层人士一聚。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应邀出席。
７．对孔庙建筑风格的影响
武汉市新洲区问津书院，是湖北现存最大、保存最好的书院（孔庙）。其讲堂在近代改造为罗马式建筑。在传统的书院（孔庙）建筑，能够和西方的建筑样式结合，是难能可贵的。可见与基督教同行的西方建筑风格，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武汉近代以来众多的西洋建筑，与教堂一起，形成一种与中国传统建筑并存的格局。 （见下图）
小结
从武汉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互动，我们可以看出：
（1）
近代以来武汉是基督教传播盛行的地方，在整个中国都有一定地位，尤其是辛
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发挥的明显的作用。同时，基督教在中国化、武汉化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2）
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占主流的儒家）融合趋向明显。可以说存在
着“儒家的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与
“基督徒的儒家”（ Christ Confucius）”
或者“耶与儒”(Confucian
—Christian)并存的模式。历史上有利玛窦、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瞿式耜、韩霖、段衮、林乐知、李佳白、花之安、理雅各、丁韪良、谢扶雅、赵紫宸、何世明、南乐山、白诗朗……
是否可以这样说：存在“基督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需要中国化，和中国的国情，包括自然、历史、社会、风俗、文化等进行结合，有中国风格。
（3）基督教仍然需要加强中国化的进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尽管我们看到从基督教传播到中国来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中国化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中国化进程、规模和程度仍然是很有限的，不如佛教中国化结出了禅宗这样通俗易懂为老百姓所喜欢的果实，成为中国风格的新信仰理念。为了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为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交流，基督教需要进一步中国化，选择与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协调的内容和形式。今天的基督教仍然没有完全中国化、本土化，主要是典型的西方宗教，仍然恪守的是基本是西方的教义、规范和礼仪，带来了文化沟通与认同的问题。当今中国大陆主张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中国基督教（新教）教徒的爱国组织，成立于1954年8月，其宗旨是：团结、教育全国基督教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办好独立自主的中国基督教会。这是有意朝中国化的基督教的方向发展。自觉地选择，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是基督教在武汉和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
（4）中国的宗教基督教应该进一步促进中国文明的对话和合作。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信仰）应该多谋面、通气、联结、交合，尽量避免和消除摩擦、碰撞、冲突。利玛窦在思想层面上，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努力使天主教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从而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利玛窦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祭祖祀天尊孔等活动，从而使天主教能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其动机是利用儒家的背景和形式，传播西方宗教思想。其他人士也尝试了中西结合。中国现在宗教政策自由，主张中西友好对话和合作，给基督教发挥积极社会作用，提供了良好条件。虽然历史上出现了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在基督教与中国的结合上有特别突出的贡献，但是距离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互动、双赢来说，仍然需要做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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