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的儒学更新运动实质上可视为理学的发生过程。
这场运动主要是从内外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就内而言，那就
是抛弃传统儒学的粗疏的目的论的理论形态，否定汉唐儒学的
章句训诂之学，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料，并以之为出发
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学引向义理之
学，进而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伦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本体论哲
学。就外而言，那就是强烈要求恢复儒学原有的“独尊”地位，对
造成魏晋以降儒学中衰的外部因素——佛道二教和四六时文，
进行大张旗鼓的挞伐，试图使儒学重新成为人们最终的精神归
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由此，引出了唐宋之
际系列的思想、学术乃至文化的变迁。笔者曾专文检讨过唐宋间
的“孟子升格运动”、唐宋间的排佛道思潮。①本文的旨趣，意在
从儒家经学这个侧面，考察一下唐宋之际原典研究取向之变迁，
从而能更准确地把握理学发生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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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请参拙作《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略论唐
宋间的排佛道思潮》，《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一）
关于宋明间持续近七百年的思想主流，学术界历来存在多
种称法，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
其中“新儒学”一名，原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冯友兰、陈寅恪
等先生一度采用。①以后主要在海外学界被广泛适用，只是近十
几年来才在国内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究其含义，乃是指称宋
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至
于“道学”、“理学”和“宋学”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旧有的名称，
尽管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之别。有关这三个名称的历史演变、
内涵外延及利弊得失，前修时彦所论颇备，且仁智互见，各有依
据，似无统一之意产在我看来，对这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名称，
只要能做到言不害义，又不至产生误解的话，大可悉听尊便，不
必强求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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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我所知，“新儒学”之名，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
首先使用，陈寅恪在该书的《审查报告》中亦用此名（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1948年，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冯友兰在美讲稿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此书 1984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中译本，名为《中国哲学简史》）中也用此名。陈寅恪1952年发表《论韩愈》一
文，仍用此名（见《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月）。
②如周予同有《“汉学”与“宋学’》一文（见于《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3年11月）；冯友兰曾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见于《论宋
明理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此外，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 7月），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 12
月）．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等著作中均
有专门的考论，近又读到姜广辉《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中国哲学》第十五辑，岳
麓书社1992年5月）。
当然，就我个人说来，对此三者是有取舍的。概言之，“道
学”之名出现最早，在北宋时已有动用，但其指称范围较狭窄。尤
其在两宋时期，其大多仅指周、张、二程和朱子之学，所以很难涵
盖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宋学”之名，为清代考据学家所习用，以
作为其所治“汉学”之对称。此名虽能包容程朱和陆王之学，但以
朝代命名似稍嫌不妥，且“宋学”不仅专指哲学，每可论指如史学
等在内的其他学术，这又有点失之宽泛。“理学”之名始于南宋
（佛教所谓“理学”不在论列），明代开始通行，成为指称宋代以来
形成的哲学主流之专名，包括程朱的“道问学”和陆王的“尊德
性”之学。此较下来，“理学”之名似更符合一点现代意义上的学
术划分，所以我觉得采用“理学”一名较好一些。
“理学”之名，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而言，这种区分多从学
派角度着眼。狭义的“理学”，仅指“程朱理学”；稍广～点，既指
“程朱理学”，亦指“陆王心学”，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说法。当代
学者还有更广义的理解，那就是除程朱、陆王两大派之外，还包
括“气学”（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为代表）、“数学”（以邵雍为代
表）、“婆学”（又称“吕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和“湖湘学”（以张拭
为代表）。我同意最后一种观点，但觉得还应加进北宋中后期以
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为何要有这一
补充，牵涉到对北宋理学思潮再认识的问题，笔者拟另撰专文，
此处不作讨论。
在我看来，除了学派限定以外，在性质上，“理学”也有狭义
和广义之分，此点以往学者所论不多，似应稍作申论，以洋其说。
我认为，在性质上，狭义的“理学”专指“性理之学”，即指着重探
究“理”、“气”、“心”、“性”、“命”之类概念范畴的学问，有时也称
作“必胜之学”。而广义的“理学”，则指包括“性理之学”在内的
“义理之学”，即有别于汉唐儒生治经所注重的章句训诂之学，旨
在寻求儒经中所蕴含的大义和道理的学问。
如前所述，“理学”之名始于南宋。当时，它既可以指“义理
之学”，也可指“性理之学”，还可以两者兼指，而“义理之学”与
“性理之学”两者又可以互通。如南宋永嘉学者陈谦，在追述“永
嘉学派”先驱、北宋王开祖的学业时尝说：
“当庆历、姑皇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
生未作，景山（指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
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不幸
有则亡之叹。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邮，从游诸公还
乡转相授受，理学新华社行，而滥篇亦有自焉。”①
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浙东“永嘉学派”，其
学术可以称“义理之学”，但却不能称“性理之学”，这里的“理学”
实指“义理之学”。
又如陆九渊曰：
“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
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
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②
这里的“理学”似措二程的伊洛之学抑或自称。无论伊洛之
“性即理”，还是象山本人之“心即理”，都属于“性理之学”范围。
所以，此“理学”是指“性理之学”。
再如南宋末的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一书屡次提及“理学”
这一名称：
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出训诂。”③宋兴八十年，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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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儒志编·附录·儒志先生学业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与李省干二》，《陆九渊集》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1月版第14页。
③《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徂徕石先生（介），始以
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
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①本朝之治，远
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板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
先生（二程）为之宗师也。②
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之学，重在“义理”，而绝少涉及
“性理”民但伊洛之学则重在发明“性理”。黄震所谓的“理学”，
显然是“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兼指的。
至于“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两者互通的例证也不少。如
南宋嘉定八年（1215），朝廷议张拭谥号，太常博士孔伟说张拭：
“钟美革灵，英特迈往，亲承忠孝（指张浚）之传，讲切义理之学”。
极考功郎宫杨汝明复议日：“公以尧舜看民之心，振一世沉溺；以
孔孟性理之学，起一世膏育。”④这里的“义理之学”穹“性理之
学”，实际是同义的，可以相互替换。
综上所引文献资料，我认为黄震之说最为该备，从中我们叮
以推出三点结论：
第一，所谓“理学”就是“‘脱出训诂”的“义理之学”；
第二，“义理之学”涵盖“性理之学”，“性理之学”则为“义理
之学”的精髓（“至伊洛而精”和“以程先生为之宗师”）；
第三，“义理之学”出现早于“性理之学”（从“三先生”之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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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卷四十五《读诸儒书》。
②同上卷九十一《跋尹和靖家传》。
③详参拙作《胡瑗论》，《中州学刊》988年第5期；《孙复论》，《孔子研究》1990年
第3期；《石介论》，《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1期。
④见《道命录》卷八孔炜《南轩先生张宣公谥议》和杨汝明《复议》，《知不足斋丛
书》本。
“伊洛之学”）。
如上的用法，后世并不鲜见。如清代“学宗程朱”的“桐城
派”，把“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作为学术的三个层面，他们
所说的“义理”，实际主要指程朱的“性理之学”，每即以“义理’涵
盖“性理”。再如港台的“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
四人联名所撰的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论
及“必胜之学”（即“性理之学”）时指出：“此必胜之学，是中国古
时所谓义理之学之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
者。”①这个陈述，应该说是十分准确的。
今天，人们讲“理学”，往往只讲“性理之学”而不讲“义理之
学”，这样做一般说来也无不可，因为“性理之学”本是“理学”的
精髓。然而，倘若以为“理学”仅仅只是指“性理之学”，那就犯了
以偏概全的毛病，而作为“理学”精髓的“性理之学”，也将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二）
作为儒学演变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理学本身离不开既有
儒家经典。清代学者把理学名之曰“宋学”，主要就是从经学史的
立场而言的。以为理学家不讲经学只读哲学，那是缺乏历史常识
的误解。理学家同样十分重视儒家的经典，只不过他们把对儒经
的注释纳入其理学的轨辙，以理学的观点来阐发儒经中所蕴含
的所谓“身心胜命”的义理。
理学家们为了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儒经的研究有
自己的选择和偏爱。人们一般认为，《四书》即《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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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1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
《大学》、《中庸》，是理学家普遍尊倍的主要经典，因为它们是理
学价值系统和工夫系统的基本依据。这个说法当然不错，但不能
一概而论。实际上，《四书》的重要性是逐渐显现出来的。在早期
理学阶段，《四书》的地位并不高。尤其是《孟子》一书，其由“子”
入“经”的完成要到北宋末期。而在理学发生伊始，《孟子》连经的
地位尚且没有，且不论还有不少学者对《孟子》一书颇多非议。可
以这么说，《四书》的重要性在早期理学阶段已经引起部分理学
家的关注，但其地位的真正确立，则要等到南宋的理学大师朱意
为之“集解”之后才渐渐形成的。
理学发生时期为学者所普遍重视的儒经，无疑当推《周易》
和《春秋》。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
凡著作二四一部，计二七九九卷；《周易》次之，举凡著作二三0
部，计一七四0卷。宋人著述固不能尽载于《宋史·艺文志》，但
考之史传，证之典籍，谓宋儒《春秋》学和《易》学为最发达，决非
夸大无根之词。北宋理学开山之一的孙复曾这么说道：“尽孔子
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
也，治世之大法也。”①孙复拈出“心”、“用”两点以形容《周易》和
《春秋》的重要性，可谓道出了当时学者的普遍看法。宋儒之所以
会这么看重《周易》与《春秋》，原因无非是他们要借《周易》来谈
“天道人道”，探讨“穷理尽性”，论述世界和人生的哲理；要借《春
秋》来谈“纲常名分”，辨析“王霸义利”，倡导“大一统”及“尊王攘
夷”。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周礼》一经亦颇为北宋思想家所重
视，如李靓、王安石之辈，他们往往借《周礼》以发挥其政治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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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石介《徂徕集》卷十九《泰山书院记》引，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23页。
的主张。①当然，象《诗》、《书》、《论》、《孟》等，在当时也得到相当
的重视，只是比较而言更重《周易》与《春秋》罢了。唐君毅曾提出
这么一个发展顺序：
宋学之初起，乃是以经学开其先。在经学之中，则
先是《春秋》与《易》之见重，然后及于《诗风书》之经学；
再及于《易传》、《中庸》、《大学》及《孟子》、《论语》等汉
唐人所谓五经之传记；终乃归至于重此传记之书，过于
重五经。②
这个发展顺序可以说大致不误。中国经学的历史，笼统言之
可屋为三段：汉学、宋学和清学。由汉至唐，是为汉学，其间虽不
断在变，但终不出训信笺注之唯域；由来至明，是为宋学，其间亦
不无变化，但终不出义理发挥之范围。至于清学，有重汉学，有尊
宋学，亦有汉、宋兼治者，然要不出考据之流。在经学流变的过程
中，每一个新的学术思潮的崛起，无不伴随着对前此思潮的学风
之批判否定，宋学、清学的出现，无一例外。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
宋学对汉学的反动，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反动，也就不可能孕
出理学这一儒学的新的范式（Paradigm）。
我们知道，经学的汉学系统到唐初得以统一。“锐意经术”的
唐太宗，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歧见纷出。乃命
额师古统一文字，颜氏考校南北经本之异同，以南本为主，成《五
经定本》。又命孔颖达等统一章句义疏，孔氏等参酌南北经义之
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其《易》主王橘注
（惟《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书》主孔安国传（即伪《孔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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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李觏有《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王安石有《周官新义》，均为倡言变法而
发。
②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2月校订版第12页。
《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左传》杜预注。以后，唐政府又
采用几种私修经疏，即贾公彦的《周礼疏》（主郑玄注）、《仪礼疏》
（亦郑玄注），杨士勋的《谷梁传疏》（晋范宁注）和徐彦的《公羊传
疏》汉河休注），与《正义》合为“九经”，颁行学官，恳为科举功
令，明经取士悉遵化本，士于奉为宝泉，谨守而莫敢有异议。“夫
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书；以
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①
唐初的经学统一，其正面效应就是一扫了东汉以来纷法矛
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这
些各是其是的学术宗派从此失势。这是大大有助于统治思想划
～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初经学统一与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前者把诸子百家之学一统于儒
学，而后者把儒学内部各派一统于《正义》和《定本》。
但是，唐初的经学统～，同样也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那
就是把儒学“统风了”。所以，经学固然统一了，可儒学却真正没
落了。翻检一下两唐书的《儒学传》，不难发现，唐代的儒学充其
量不过是南北朝以来繁琐的章句训话之学的延续。如就事论事，
唐代儒者治“三礼”尚多专家，但这实际也仅是上延南北朝的风
气而来，即与当时重门第礼法颇有关系户到“安史之乱”以后，
门第也渐趋式微，因而与维系门第生活息息相关的《礼》学，也自
然失去了其观实存在的意义。至于施之郊庙、朝廷的礼乐制度，
也诚如后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所论，“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
而礼乐为虚名。”换句话说，也就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了。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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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
②亦有关此点可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