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阐释五经的基础上，创立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为社会人生提出普世道德价值标准，形成民族的文化血脉、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而后成为中华文化主导思想，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即中国人所说的“道”：用两个字表述，是“仁和”；用三个词表述，是“仁义、民本、贵和”；用四句话表述，是“天人一体，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礼义诚信”；用五个字表述，是“仁义礼智信”；用六短句表述，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孔子儒学铸造了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成”是孟子的评价，“至圣”是司马迁的评价，“先师”是元明清的封号。孟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司马迁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个定位比较准确：孔子不是神（纬书之说），也不是“王”（唐代封号），而是“大成至圣先师”，即继往开来的思想导师。他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义之邦，成为高度文明的国家。不论朝代如何变动，不论制度如何改革，中华民族延续的基因血脉和凝聚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中华民族就离散了。神化孔子是不对的，丑化孔子是罪过，敬重孔子应是常态。在历史上，凡是坚持孔子儒学确立的精神方向并能认真实施的时代，便是治世、盛世；凡是公然背离上述精神方向或者扭曲它架空它或者僵化保守不思进取的时代，便是乱世、衰世。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实践，反复地检验着儒学的真理性，鉴别着它的时代性与普遍性，考验着它的创新能力，特别在近现代它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复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孔子儒家不是普通一个学派，也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团体，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不重视自身有形力量的拓展，没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它是基于普遍人性的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德教，致力于向社会和各领域提供基本道德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使社会人生沿着向上向善有序的文明方向前行。孔子把尧舜时代治国理政的优良传统如“克明俊德”“协和万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夏商周三代尤其周代的好传统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明德慎罚”等继承下来，用仁和之学加以提高，又经过孟子、荀子和汉儒的加工，遂形成“五常”“八德”的基本道德体系。五常：仁义礼智信，乃人生常道，人人须臾不能离。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是五常的扩展，而以忠孝为核心。五常八德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但本质属性是永恒的。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修己以安人，以天下为己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表现在治国理政上，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民生为本，正己正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用贤纳谏，廉洁奉公，政通人和，居安思危。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富民均平，重农扶商，开源节流。表现在国防军事上，就是仁者无敌、义兵必胜，智勇双全，足食足兵民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表现在国际外交上，就是协和万邦，讲信修睦，礼尚往来，近悦远来，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在文化和文艺上，就是和而不同，文以载道，尽善尽美。表现在民族宗教上，就是华夷一家，因俗而治，敬鬼神而远之，神道设教。表现在教育上，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仁智勇兼修，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教学相长。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敬畏自然，天生人成，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现在社会理想上，就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四海一家。中国百姓的基础性信仰是敬天法祖。习近平同志把儒家“讲仁爱”放在第一位，而仁爱的体现便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在回答子贡“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的提问时说：“其恕乎！”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其最伟大的精神是能将心比心、关爱和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精神。历史在演化，社会在变迁，孔子儒家所阐明的上述种种规范则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当然还有老子道家，儒道互补形成中华文化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