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恩全集》第一卷1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可以说，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利益驱动原理都会起作用。毛泽东时代曾批判“物质刺激”，要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历史已经证明，那搞得太早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利益驱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有正面效应：对人起激励作用，发挥个人积极性，提高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同时又有负面效应：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如果没有掌握好自己，一心逐财利、追权位，就容易失去心理平衡，引起私欲膨胀，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格的分裂和堕落。在市场经济时期尤其如此。关键还是一句话；如何控制它、调节它。人类文明积累了三种调控的机制：宗教、法律、道德。本文只讲中国传统美德中的“义“。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义利之辩”，这首先就是要处理好道义原则和功利原则的关系。如前所述，功利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积极的动因，过分压抑它，往往容易弱化社会的激活机制；但市场经济如果一味强调利益的最大化，并使这种利益计较公开化和合理化，甚至以利摒弃义，这就必然导致功利意识过度膨胀，使人的价值追求走向歧途。道义原则一旦被功利的权衡所弱化甚至排斥，就会造成：一方面本应大写的“人”被不断工具化，异化成外在功利的附庸；另方面由于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在失去具有普遍性品格的“义”的调节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很难避免紧张与冲突。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成为价值观的核心，成为道德的试金石，并且是人类长久的课题。
“义”并非如某些人所想的指小团体或个人间的“哥们义气”，义者宜也，是作为人应当遵循的最高道义，是应当依归的人间正义、社会公义。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范导。在中华传统道德中，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就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在这种道义原则的价值导向下，历朝历代确实出现过不少重义轻利甚至舍生取义的义士仁人。义与仁同为中华传统美德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德，通常说“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就是以仁义代表道德。义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一直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口中：见义勇为、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大义凛然、义正辞严、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举、义诊、义演、义卖、义工……一直是中国人须臾不离的用语，至今仍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代名词。
在中华文化中，即使是强调义的儒家，也并不绝对弃绝功利，而是强调“以义制利”，“义以生利”，“正其谊以谋其利”，对利的营谋必须置于义的制约之下，要“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切不可见利忘义、惟利是图。有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那是一种强调，犹如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因为人性中本然具有非理性的低级欲望，这种私欲一般与私利相联系，是一种本能；而“义”和“公”的观念，却需要加意培育、大力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有强调才有重点，才有政策。在不许言利、对功利意识过度压抑的情况下，为了调动个人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宣传一下物质利益和发家致富，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牟利之风过热的情况下，就再也不该搧其风扬其波，就特别需要强调“义以为上”，千万不要不分界别到处“恭喜发财”。
直至现在，许多商家把关公（羽）供奉为财神，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关公信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实，根值于民族民间文化的沃土，在民间流传千百年的关羽形象，积淀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我们应当加以重新解读和阐释，用以弘扬重义精神。关羽形象的一大特点是“义薄云天”，成为“义”的化身。“桃园三结义”之后，他始终忠诚于结义事业，践履道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兵败溃散时，关羽被曹操所困，“屯土山约三事”，关健的一条是，但知刘备去向，“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曹操想尽办法厚待他、笼络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高官，美女，他都不动心，惟独送他赤兔马，他高兴地拜受。曹操问他为何贱人而重马？他说骑这千里马可以很快去见到刘备。果然一知刘备下落，他立即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战胜千难万险投归举义的队伍。不以强弱悬殊而攀高枝投强势，不以个人利益定避趋，不为富贵、美色所诱惑，表现了中华民族重义守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应当让商家明白，供奉关羽是效法他的“义以为上”。如果把他当“财神”，那就是表明要走以义制利、义以生利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