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于诗之态度表现为“游艺”与“去艺”的两面。“游艺”显示出诗之独特的艺术品格，确立起诗在进学修身中的重要地位。“去艺”则力图超脱于诗艺之上，直指世道人心，标示着诗学的终极取向。 然若孔子仅仅居于技艺的立场来论诗，那么他的诗学至多只是对世人用诗技法的经验型总结，而根本无法企及后世公认的人文教化与人生修养的理性高度。我们如果结合孔子其人其学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隐藏于“游于艺”之下的深层内涵。孔子并非一个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他胸襟开阔，志存高远，其情则系于苍生社稷，其思则直指现实人生。同样，孔子亦非纯粹“为学术而学术”者，其全部学术之关键在于规划、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古为今用、学为世用，是孔子学术活的灵魂。就当时保存的文献而言，大体不出《诗》、《书》二类。《诗》，篇章宏富，包笼甚广，正是孔子推陈出新、拨乱反正的理据渊薮。故《诗》学文献转至孔子手中，不仅可以超脱技艺之穷途，而且最易与世道人心密切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