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仁义之师”这四个字，不少人会觉得那是军队乃至是国家的一种最高境界，所谓“仁者无敌”便是了。
春秋时期，宋国有个国君，称作宋襄公，打着“仁义”的旗号要当各个国家的霸主，与强大的楚国发生冲突，受了楚国的恶气，由于宋国小，不敢找楚国报仇，便拿楚国的小兄弟撒气，派兵攻打郑国，没承想，楚国出兵救援，攻击宋国，于是，宋国被迫与楚国交战。交战开始时，楚军渡河，宋襄公臣下建议，趁楚军渡河时迎头痛击，可是宋襄公却拒绝。理由是“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咱们就打过去，还算什么仁义呢？” 当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时，宋襄公臣下又建议，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攻击。宋襄公还是不同意并责备建议大臣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直到楚军完成所有战斗准备，一个冲锋便将宋国的仁义之师打得丢盔卸甲，宋襄公也受了伤，回国后不久便郁郁而终。
这故事很搞笑，前期看，宋襄公一点都不“仁义”，以一个小国之力，便痴心妄想地想做中原盟主，可见野心像猪油似的蒙住了他的心；受了楚国的气，却把报复施加给更加弱小的邻国，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哪里还有“仁义”呢？宋襄公偏偏把“仁义”慷慨地专赠最强大的楚国，这种“仁义”又价值几何呢？
“仁义之师”的核心是“仁义”。“仁义”很早就有流传，后由儒家大肆提倡。“仁”由孔子发扬光大，子曰：“不爱人者不仁”、“不能克己复礼者不仁”。于是，爱人，和克己复礼便是“仁“的基础标准了；“义”则因孟子而登堂入室，孟子认为“义”是人们的“羞恶之心”，其规范是：“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于是，在孔孟的推广下，仁义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准则，谁标榜了“仁义”谁就站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这种制高点就是精神领域的合法性，也就是“名正言顺”了。
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我们终于看明白了，原来，“仁义”就是将是非标准以及他人的生死荣辱都捏在自家手里来翻云覆雨，天下怎能不归一呢？由此，我们也连带理解了前文宋襄公所谓仁义之师的核心价值了，他当霸主就是“仁义”，别人反对就是不仁不义，差不多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些被鼓吹出来的“仁义”，将社会的常态的各种人群人为地区分为仁者与不仁者，以一个集团的主观好恶来决定取舍分类，无疑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升级，也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巨大破坏，其本源无非还是谋取社会利益的最大占有。所以，老子早就对仁义做了批注：“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所以，鲁迅先生在“仁义”中看到了吃人。
人类社会自始至终地存在着利益纠葛，可是，最怪的现象则是谋取利益的方法。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追求利益的，然而，绝大多数人都不承认自己谋取利益。按照孔子的原则，就是不敢当小人吧。最讽刺的事实却是，绝大多数利益和仁义的纠纷中，利益往往都是胜者，宋襄公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再回头看看孟子的“仁者无敌”，忽然发现，其“仁义”的核心说的也竟像是利益分配与待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