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义与利的关系，即道德要求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道德理性与感情欲望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关系到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关系到处世的态度、原则和方法。
中国历史上开展过义利关系的长期论辩。儒家强调义利的区别和对立，把义摆在首位。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首先提出义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论语·尧曰》）他还赞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老百姓得到好处。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要求君子 “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如果利不符合道义要求，就要舍利而取义。
孟子说的利也是个人的私利。荀子的观点和孟子有区别，他认为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在荀子看来，义和利是人们兼有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人们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也不能抹杀人们的物质利益。但他强调不能使对利的追求超过对义的追求。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同上）荀子先义后利的原则和孔子说的 “见得思义”是一致的。
墨家的思想和儒家有区别，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 《墨经》上说：“利，义也”，利就是义。墨家说的利是天下国家之利，是爱人、利人、有益于天下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私利，对子亏父而自利、臣亏君而自利、父亏子而自利、君亏臣而自利的行为持反对态度。有益于天下人的利和义是一致的，故义利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管子提出：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认为物质财富是道德的基础，脱离物质利益单纯用仁义教化民众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不同于儒墨两家的重利轻义的义利观。法家也认为精神道德和物质生活条件有关系，古时 “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时“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 （《韩非子·五蠹》）他们对人们孜孜求利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古人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辩，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他们提出的见解也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在他们研究、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义利关系得出下面一些认识：义和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两者辩证统一，社会才能进步；我们不能抹杀和否定个人利益，但要超越个人的眼界，谋取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我们不能否定物质利益，但不能只追求物质利益，牺牲精神道德的价值；真正的人生幸福在于创造与享受的统一之中，只有享受、没有创造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