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儒家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基础。子曰
/FONT>“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仁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教育学生在家里做个孝子,出门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爱,扩而充之爱国家、爱天下。可见儒家倡导的仁爱不是狭隘的私亲之爱，而是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大爱，而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和同一家亲，四海皆兄弟”的大同之爱。所以说：“孝”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根本，还是使得天下人性顺畅，人民和睦的途径由孝道推展开来，推己及人，敬祖先，睦亲族，扩大到爱人类爱万物，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附：鄙人拙作《汉代敬老风尚考》部分内容：
孔子曾说：“舜其大孝也，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孟子也说过：“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这些话语可以推测，我国的敬老现象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萌生，并逐渐形成一种风尚。孟子还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他把孝道进一步扩展为尊老敬老的社会公德，把其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从而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可运于掌”的治世效果。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华孝道蕴涵普世情怀，把家庭血亲伦理观念的孝道引申、扩展、转化到社会范畴，从而使家庭层面的“小孝”发展成为社会层面的“大孝”——敬老美德。此外，《礼记》中还有“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和“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的记载，意思是说，虞夏殷周四个王朝都很重视尊老尚齿，它的地位仅次于侍奉双亲。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也明确写道：“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除害兴利，兹（慈）爱万性”，“孤寡穷因，老弱独转，均徭赏罚，傲悍暴。”整理秦墓竹简工作小组认为这句话与《淮南子·时则训》所载的“孟秋之月，……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罚之”的意义归同。此外，《汉书》记载秦曾在乡级基层组织设三老，“掌教化”，这也是汉代相关敬老制度形成的直接渊源。
正如刘向所言“仲尼既没之后，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自春秋战乱到汉朝初建，期间几百年动乱不休，加之战国以降各国唯法家立国，儒家孝道观念的实际市场孱弱不堪，西周以来维系宗法制度的孝道观也扫地以尽。虽然汉政权的建立使得天下初定、社会渐安，但从前的敬老风尚已被不休动乱冲淡在历史的风尘中。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朝企图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但结果却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秦辙，他们极力反思并总结秦亡的教训而得出结论，认为崇尚“猛治”、“酷刑”而弃绝“仁政”、“德治”乃秦之覆亡的根本原因，此刻统治者们陡然发现有必要对尊老礼治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与发掘，于是他们从儒家孝道思想出发，提出“以礼为教”的方针去适应社会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需要。经历汉初几十年的“黄老治世”后，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指复兴古代礼治）。”但汉武帝把雄才伟略过度投注于征战杀伐，而无暇过问礼文之事，不过“独尊儒术”文化国策却为培育孝道规范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汉宣帝时谏臣王吉指出，只顾“断狱听讼”不是“太平之基”，强调孔子“安上治民，莫先于礼”，并提出通过“述旧礼，明王制”达到“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可见，到宣帝时尊老传统已渐受重视了。西汉末年，为了寻求摆脱社会秩序日益恶化的出路，成帝决定采取贵族刘向的建议，重建古礼，创建辟雍（大学）。可惜未待实现，他就驾鹤西游了。其后，篡汉政权的“作秀大家”王莽也企图建立辟雍以笼络人心，可新莾政权的短命亦使辟雍计划胎死腹中。后来，经过光武政权的不懈努力，辟雍终成。由此可知，汉代统治者对尊老教育的重视程度之高，同时表明了敬老风尚在汉代盛行。
提倡“以孝治天下”汉代统治者认为尊老敬长具有安邦定国的意义，汉代强调“孝治”，史书中关于汉代皇帝在敬老方面以身作则的记载不胜枚举。 时常强调“孝悌，天下之大顺”的汉文帝刘恒对他的母亲十分孝顺，亲自侍奉从不怠慢。《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正史记载应为第四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这与《汉书·袁盎传》有关文帝的记载完全一致，可见，汉文帝在孝老敬亲方面为当时普天下的百姓做出了表率，并且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景帝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这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这是汉景帝下诏为父亲文帝建庙，以歌颂其“仁孝”功德，中国古有“视死如视生”的传统，从侧面充分表现出了景帝孝道。除此之外，惠帝、文帝、武帝等都颁布过尊崇褒奖孝悌的有关诏令，并且除刘邦和刘秀外，汉代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所有这些史实，都说明汉代最高统治者在不遗余力地提倡孝道，且他们在孝道方面的作为也深得时人及后世认可。虽然以上材料所提及的皆为帝王之孝道，但中华孝道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理念是讲究推广普世的，帝王在敬老方面为社会做出了榜样，必然会推动整个社会敬老风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