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礼”我们都不陌生，在家中有长幼之礼，在社会有处事之礼，逢年过节祭祀先祖，婚丧嫁娶举行仪式，都离不开一个“礼”字。它维持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的秩序。那么“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下面由我跟大家慢慢说起。
相传西周初年，世风浇薄，婚俗混乱。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为整饬民风，亲自制礼教民。周公格外重视婚礼，从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共分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士婚义七礼”，为让“士”人理解如何执行“七礼”，周公遂与妻子一起演礼，现身说法。
可演试到“敦伦”一节时，周公之妻拒绝了。敦伦，即敦睦夫妇之伦，含有指导新婚夫妇依礼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试“敦伦”。踌躇间，周公见到儿子伯禽摆弄的几个葫芦瓢，试合两爿能重新合为一个葫芦，他灵感顿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学校)，讲解“婚义七礼”，说到“敦伦”时，他拿出一对原配的葫芦瓢来，以此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体，剖开之后如男女有别，敦夫妇之伦，就如同把葫芦瓢重新合为一体，其仪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载的万物推原之理，于是阴阳合谐，乾坤有序，维纲常而多子孙。从此新婚夫妇均据“七礼”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芦瓢也在婚礼上被奉为礼器：用根绳子拴住两个瓢柄，表示夫妇二体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摆在新房内，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孙繁衍。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周公制定的婚仪亦渐废弛，孔子遂重修礼典。修到“士婚义”中“敦伦”一节时，他认为时过境迁，可以省掉。“六礼”于是产生。不过民间照旧把世代相传的葫芦瓢置于婚仪中。孔子又顺遂民意收葫芦瓢入礼书，称为“合卺”，不算婚仪中的正规礼器，而是夫妇“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后以酒漱口的器具。时间一久，不少人认为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学前辈的做法将其一仰一合地放着，哪里还知晓它的本义呢?
随着周代社会的不带发展，封建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奴隶制灭亡中国社会步入封建社会，儒家地位在百家争鸣后的确立，儒家思想和它的儒家礼学得到了发展，具体表现在首先关于“礼”的形式与本质，也就是“文”与“质”的关系，孔子有一个总的说法，就是“文质彬彬”。这里体现了一种人格美，现在我们也使用这一说法。仅仅就人的情感说，它表现的是人的最朴素、原始的一面，在人的交往中体现的是其乐融融的和谐，而礼之形式恰恰有一个节制、文饰的作用，所谓“以礼节之”，使人的真情实感在实践出来时，不光富有道德的内涵，而且体现了一种美，这就是“文质彬彬”，也是孔子评价韶乐时所说的“尽善尽美”。但孔子在二者中始终强调的是“质”的一面，所以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尽管在“质”中体现的是原始、质朴的“野人”的一面，但因为它更符合“礼”的内在精神，所以二者择其一时，孔子选择了“先进”。
其次，孟子无疑更强调礼乐的内在精神，它把“礼”直接归结到四端之心的“恭敬”、“辞让”之心上，“礼”是本来就有的人的“恭敬”、“辞让”之心直接扩充而来的。这是从本质上直接落实礼。从形式上说，礼是对由“仁义”而有的“事亲”、“从兄”等道德行为的“节文”（见《孟子·离娄上》）。“乐”则与人的情感上的愉悦，即“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此“乐”并非简单的情绪上的悦乐，而是由道德行为中所体会到的自得之乐。因为道德行为是人的道德情感的直接实践，故有不可已的自得之乐，因此外化而为弦歌之乐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同上）之舞。这是道德实践中的情感愉悦于美感体验。然后把“礼”的内在精神落实在人的道德情感上，是孔孟哲学的主要特征。荀子也落实在情感上说礼乐，但因为对情感的理解有本质上的分歧，对礼的内在精神的看法就不同。荀子对礼的实质有一个说法，即“称情立而文”（《荀子·礼论篇》），此说法，乍一看与孔子讲“文质彬彬”，孟子讲“恭敬”与“节文”无不同，实则有很大差别。譬如讲文饰，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个本来不错的东西，我们加以修饰，使其更漂亮，这是“文饰”；一个本来不太好的东西，我们加以修缮，使其缺陷不至于看起来太碍眼，或者竟化腐朽为神奇，这也是“文饰”。大致上讲，孔孟讲“礼”之“文”是前一种，荀子讲“礼”之“文”是后一种。孔孟讲“情”，强调它是“可以为善”（孟子语，见《孟子·告子上》）的，而荀子讲“情”，则强调它是可能流于恶的，故有此不同。礼乐可以养人之欲，养人之情，所以荀子说：“礼者，养也。”（《荀子·礼论篇》）又说：“乐者，乐也。”（《荀子·乐论篇》）但礼之“养”所依靠的正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荀子·礼论篇》）的“礼”之“别”，“乐”之乐虽然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但所依靠的也是“以道制欲”，方不至流于“乱”（《荀子·乐论篇》）。可见，荀子对礼与情感的关系并非不重视，但情感不能作为礼乐的根据则是肯定的。故荀子提出“礼有三本”之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篇》）此“三本”中，“君师”之本无疑是最重要的，“天地”、“先祖”只是“生”、“类”的依据，而圣王“化性起伪”之“治”才是礼乐的直接来源。正因为荀子把人性的本质归结为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孔孟更重视礼乐本身形式的文饰、教化作用。
总之，孔子讲礼之“文”、“质”，“质”是与人的内在的道德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孟子由情善说明性善，把“恭敬”、“辞让”之心与礼联系在一起，荀子由人情可能流于恶的倾向言性恶，礼乐的节制、文饰与疏导作用更见突出，《乐记》则有性情二分的倾向，礼的本源既在于“人生而静”的天性，也在于“感于物而动”的情、欲。宋明理学家则把礼之本质归结到形而上之理，也就是性上，但形上之理与人情是相贯通的。这就使其学说既继承了孔孟注重情感的趋向，同时更富有形上学色彩，也更富有理性主义色彩。
儒者论“礼”的内在精神大致如此，但“礼”终究要落实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上，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伦理教化中。可以说，“礼治”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学内在精神的直接落实。
以上就是我眼中“礼”的最初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