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传统对于“礼”的理解，往往停留于外在规范、伦理制度层面。但若深入中国哲学内部，“礼”真正的问题并非制度，而是主体如何进入秩序的问题。“礼”并不是约束之后才存在的东西，而是主体得以成为主体的前提，“礼”构成了整个文明秩序的结构基础。
“礼”的本质，并不只是外在规范，而是一种使世界获得秩序的象征系统。它通过身体、语言、行为与空间关系，将个体纳入共同世界之中。孔子所谓“克己”，并不是压抑欲望，而是让主体脱离纯粹自然性的冲动状态。“己”并非单纯自我，而是未经整理的情欲之身。因此，“复礼”也并非回到旧制度，而是通过礼的工夫，使身体重新进入一种可被共享的象征结构。
因此《礼记》强调，“礼”能够“别同异、明是非”，说明礼真正建构的是意义结构。
礼的真正作用，在于建立“差异”。没有差异，便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便停留在混沌状态。这一点实际上与拉康对象征界的理解极为接近。在拉康那里，主体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语言、规则与能指结构之中被建构出来的。所谓“非礼勿视”，并非禁止观看，而是意味着：主体必须学习如何在结构中观看。“礼”并非压抑生命，而是赋予生命以形式。若没有礼，人只能停留于欲望的直接性之中。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立于礼”尤为关键，因为礼意味着主体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而对于儒家而言，“礼”同样构成了人的存在之家。它不仅是一种外在规范，更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方式。中国哲学所谓“礼乐教化”，其根本并不在于统治，而在于让人的情感获得秩序，让欲望获得节制，让身体进入世界。
因此，“礼”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服从制度，而是通过身体工夫，使主体获得一种存在的安顿。拉康所谓“象征界”，即由语言、规则与能指构成的秩序网络。主体只有进入象征界，才真正成为“社会中的人”。这一点与儒家的“礼”极其接近。“非礼勿视”并不是单纯禁止，而是意味着，人的观看方式本身会受到秩序结构影响。同样，“非礼勿言”也揭示了语言从来不是纯粹个人表达，而始终嵌入社会结构之中。
因此，儒家的礼，并不是压抑身体，而是“身体的文明化”。身体并非单纯生理对象，而是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基础。儒家礼学亦如此。跪拜、揖让、饮食、祭祀等行为，并不是空洞形式，而是通过身体实践，使主体逐渐进入文化共同体。礼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使人从纯粹自然欲望中超越出来。没有礼，人便退回原始冲动状态；而礼的存在，则使人能够形成稳定关系与文明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