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儒家思想中，“义”并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上的“正确”，它更深层地涉及：人在世界中如何行动，以及行动何以具有正当性的问题。“义利之辨”不应理解为道德高低，“义”的核心并非反对利益，而是讨论行动的正当性。《中庸》曰：“义者，宜也”，极为关键。“宜”意味着恰当、合乎时宜。因此，“义”并非固定规则，而是主体在具体处境中的决断能力。“宜”并不是绝对规则，而是“合乎其时、其位、其境”的恰当性。儒家的“义”从来不是僵化教条，而是一种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智慧。
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说明“义”并不否定利益，而是要求主体在欲望与利益面前，仍能够保持一种超越性的判断能力。这里体现出儒家极强的“主体决断”结构。这一点与海德格尔关于“决断”（Entschlossenheit）的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海德格尔认为，人并不是依靠抽象规则生活，而是在具体处境中，通过“决断”承担自身存在。真正的行动，并不是遵守外在规范，而是主体在不确定中对自身存在的承担。人之所以真实存在，并不在于遵守抽象原则，而在于能否在具体境遇中承担自己的存在。儒家的“义”亦如此。孟子言：“舍生取义。”这并非单纯的道德激情，而是主体在极端处境中，对自身价值结构的坚持。“义”之所以高于“生”，并不是因为生命不重要，而是因为若主体完全被功利结构吞没，人的存在便会丧失其精神性。人在此不再只是追求生存的自然生命，而是进入一种“超越性生命”。
“义”意味着主体不完全被欲望对象所支配。人永远处于欲望结构之中，而现代资本主义则不断诱导主体陷入消费欲望的循环。儒家“义”的意义，正在于主体能够在欲望洪流中保持一种“节制性距离”。人不能仅仅按照欲望行动，还必须思考行动是否能够维系共同世界。
因此，“义”并不是僵硬道德，而是主体面对世界时的一种存在承担。“义”不是外在强加的伦理命令，而是一种主体在复杂现实中，仍能够保持自身存在方向的能力。它既是行动原则，也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站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