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又字子居，山东邹城人。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是后世母教的典范。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
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极力说服诸侯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以实现其拯救天下的远大抱负。他曾去过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虽然孟子久有盛名，诸侯王都乐于接见他。但是，诸侯王最想问的是如何富国强兵，而孟子多以仁德的道理应对，被评论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付诸于具体的政治实践。
孟子晚年，一边继续收徒教学，一边开始著书立说。《史记》中记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讲学语录，有的篇章可能是孟子亲自所写，但绝大多数都是由孟子讲授，学生记录，后经孟子删改后成稿的。这一点，与孔子的《论语》不同：《孟子》一书都经过孟子的审定，在他在世的时候已经基本成型；而《论语》全部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孔子本人在世的时候，并未见到。
《孟子》成书之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即使到了汉唐时期，它也一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肯定，甚至都没有《孝经》的地位高。直至宋朝，由于儒学承传理学的兴盛，孟子学说开始备受青睐。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在改革科举制度的时候，正式将《孟子》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成为官方认定的儒学经典。朱熹更是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共称为“四书”，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五经”并重，成为士人必读的儒家教材之一。
今本《孟子》共七篇，每篇分为上下两篇，共216章，约三万多字。《孟子》一书，是孟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着力阐述了孟子的性善论、仁政、王道理论等，思想深刻，语辞精辟，大气磅礴，气势如虹，贯穿着一股浩然正气。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这几个方面发展下去，就成为了“仁、义、礼、智”。君王应该相信人民的这种善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以说，孟子的仁政学说实际上是他的性善学说在政治上的运用。
在孟子看来，治国之道无非就是王道和霸道两种：“以德行仁者为王”，“以力假仁者霸”，王道出自仁义，而霸道假借仁义。只有像商汤和周文王那样，才称得上是行仁义之政，商汤之治国，执持中正之仁道，任用各类贤德之士，以便为百姓谋求最大的幸福。周文王对待百姓就像对待伤患一样全力照顾，已经望见大道却好像尚未见到一样而努力修行。但是，在战国时期，孟子已经找不到这样能够行仁义之政的君主了，所以他周游列国，劝说各诸侯王废止暴政，代之以行仁政和王道，救民于水火，使天下归仁。
而且，孟子认为，君主行仁政，只有做不做的问题，没有能不能的问题。梁惠王问孟子如何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变得强大的时候，孟子是这样回答的：
“商汤凭借着七十里的土地施行仁政，就可以兴起而王天下；周文王凭借着一百里的土地施行仁政，也可以兴起而天下三分有二。所以要称王天下，开始的时候土地不必很多，只要拥有一百里见方的土地，好好施行仁政，就可以办得到。假如君主能够体恤人民，减少刑罚，减轻赋税，爱惜民力，让人民有足够的时间耕地除草，增加农作物的生产；并且教育百姓，让健壮的年轻人在闲暇的时间修习孝悌忠信的道理，使他们在家里能够侍奉父兄而无所亏欠，出外工作的时候能尽心竭力。而相对于暴力的秦、楚等敌国，他们的君主剥夺了人民耕种的时间，让人民无法使农作物有收成来奉养父母，使得父母挨饿受冻，兄弟、妻子、儿女离家分散，各自谋生。这个时候如果去征伐他们，不用武力，对方的百姓都会来投靠你。那么谁还能和君主您为敌，动摇您的统治呢？”
孟子洋洋洒洒说了这么一大篇话，说的正是实行仁政的问题。可见，孟子认为只有行仁义之政才是立国之本。
为了行仁政于天下，孟子也给统治者提出了具体的方法。
与民同乐
首先，统治者一定要广博施爱于众人，要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护自己的臣民，将对自己老人的孝敬推恩及别人的老人，把对自己孩子的宠爱推恩至别人的孩子，如此，天下的治理就会像手掌运用一样有把握了。君主只有时时普施善心，处处以人民的幸福为念，才能使政权稳定。
进一步说，就是君主要与民同乐。对仁义的君主而言，自己喜欢的，想到百姓也会喜欢，所以设法满足；自己所厌恶的，想到百姓也厌恶，所以设法避免其发生。仁君虽然拥有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力，但是不会独自享用，而一定要与百姓共享之。君主居万民之上，决不能以上贱下。为仁君者，如果能不单单想到自己的忧苦与快乐，而能把天下百姓的快乐看成是自己的快乐，必然深得民心，如果这样做却不能称王天下，那是从来没有的。可见，只有行仁政，才是统治者的不二法门。后来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仁人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从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从经济角度出发，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削他们。孟子曾经对齐宣王、梁惠王和滕文公等人宣传他的“仁政”方案，他认为，要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给每家分上五亩地的宅院，屋前房后种上桑树，那么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如果鸡和猪狗又能得到很好地饲养，那七十岁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每家有这一百亩耕地，不违农时地去进行生产，几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再好好地办些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去训导他们，那么头发胡子花白的老人也就不用负载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老人有丝衣穿，有肉吃，一般百姓又冻不着饿不着，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吗？
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全部核心。整本《孟子》，有一段精髓之言一直影响至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关于民与君在国家中的地位，孟子明确的提出，民是更为重要的。这种重要主要体现在：国家兴亡是由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由统治者的意志决定的。但是，虽然孟子一直强调人民是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推行仁政，希望统治者对老百姓实施比较宽松的统治，而并无意改变统治秩序，让人民真正来当家做主，掌握政权。
在孟子与各诸侯王的对谈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在当时，孟子是一个孤独的仁爱者，因为当孟子以一种硕大而丰沛的民本思想推行德政时，那个时代的中国却没有一片土壤来根植这棵思想的大树。这一仁义之政的伟大思想，却可以穿越千年的历史，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