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在老子那里,表现为二者毫不相干,彼此割裂与对立的关系。它的“知”是“不行而知”;它的“行”,是“无知而行”。这种认识论和它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是相联系的。它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故而把“道”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它把人去追求具体事物的知识,称做“为学”;把认识产生宇宙万物的“道”,称做“为道”。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愈多,对“道”的认识就会愈少。因此,老子采取了独断论态度,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它把知识看成是罪恶,认为必须抛弃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到了最后的一无所知,才算是知“道”和依道行事,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如果说孔子的“知”是“知人”,老子的“知”则是“一无所知”。做到了一无所知,也就知道了。老子根本反对去认识一切事物,更反对用感官去接触客观事物,干脆取消感性事物。它说: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第五十二章》)
孔子的“仁智统一”讲的是“知人”、“爱人”,而老子的“知”不仅是空无一物,同时也是“目中无人”,《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老子即使有“知”,也是“不行而知”,他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出大门,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认识天道。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因此,“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不必亲见就明了,不必去做就成功。《老子》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重要的意思:一是它的认识方法,排除了一切感觉和经验,企图通过一种神秘直觉来体悟认识对象,所以是“不行而知”;二是它的认识对象,排除了一切客观事物而直指天道,所以他的“知”是“空无一物”和“目中无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后被世人认为是道家的理论基础,其实佛教也大讲“体悟”,全然是超验的;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悟道,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成是一种神秘直觉的体验。其时,阳明先生端居澄一,以求静默,所思者惟“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格物致知”之旨乃“忽悟”而得。所以稍知中国认识发展史者,都以先秦哲学为几千年之根础。《老子》这里,不就有“众妙之门”?
《老子》的“行”,可以说是“无知而行”。他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无知”,而是装作“无知”的样子,不露锋芒,以减少麻烦,超脱纠纷。他讲“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就是这个意思。越是聪明的人,越要装做傻瓜;越是宣传部长,越要少说话。话说得太多,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老子讲人不仅要装作无知,甚至要去真正地做到无知,做到“绝圣弃智”。他讲道:
智慧出,有大盗。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它讲了许多“不知而行”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手段,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比如: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是以圣人,……学不学,……。
他甚至以“无知”来作为一种愚民主张,认为人民的知识多了,就不好统治,他希望老百姓越无知越好。看来,老子的认识论不仅与伦理学有关系,同时还与政治权术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主张对人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些,历代统治者是很乐意照办的。他还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
所有这些,同孔子的“仁智统一”的“知人”、“爱人”的学说比较,已经完全走到反面去了。
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有种种不同的观点。有主张知先行后的,也有主张知后行先的;有主张知难行易的,也有主张知易行难的。孔子与王阳明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是知行关系的又一个方面。而《老子》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把知行关系彻底割裂开来,是很特别很典型的一派,它对知行关系的分割走向了蒙昧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西方,与老子同时,出现了一个崇尚知识,以知识为美的时代。与老子同为“隐者”的赫拉克利特(人称“晦涩哲人”的,西方有赫氏,中国有老子。他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提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提出“道”和“逻各斯”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知识的作用。他认为,“爱智慧的人必须熟悉很多东西。”还说:“凡是能够看到、听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页。)他不仅对感觉经验十分看重,还更加重视思想、智慧也即理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只靠感性经验是不能得到真理的,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唯有思想、智慧才能“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老子》认为,只有摒弃一切知识,才能把握住“道”,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只有不仅凭借听到、看到、学到的感觉经验的东西,而且更要依赖思想、智慧等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逻各斯”,这个思想、智慧实际就是赫拉克利特反复强调的“逻各斯”。在他看来,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握这个“逻各斯”。西方哲学尽管没有知行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认为,知与行的观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诚然表现为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倾向。之所以仅仅是一种倾向,是因为在赫氏看来,能够把握“逻各斯”的,只是一部分贵族阶层的人。这符合他的身份。知与行的结合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人人皆可”的。
古希腊的几乎所有哲学学派,无不以追求知识、崇尚智慧为美德者,以至于出现了智者运动。在智者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论”,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定义。这个论断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但他把道德与认识、知识与行为结合起来,亦即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了认识论与伦理学的一致性,因而与孔子、王阳明一样,一方面把道德行为知识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相联系。这种从认识论上、从科学上来了解道德本质的做法,是积极的、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他们都把道德绝对化和永恒化了。当排斥了道德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时,他们不约而同走向了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