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与“行”在老子那里，表现为二者毫不相干，彼此割裂与对立的关系。它的“知”是“不行而知”；它的“行”，是“无知而行”。这种认识论和它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是相联系的。它把“道”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故而把“道”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它把人去追求具体事物的知识，称做“为学”；把认识产生宇宙万物的“道”，称做“为道”。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愈多，对“道”的认识就会愈少。因此，老子采取了独断论态度，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它把知识看成是罪恶，认为必须抛弃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到了最后的一无所知，才算是知“道”和依道行事，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如果说孔子的“知”是“知人”，老子的“知”则是“一无所知”。做到了一无所知，也就知道了。老子根本反对去认识一切事物，更反对用感官去接触客观事物，干脆取消感性事物。它说：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第五十二章》）
孔子的“仁智统一”讲的是“知人”、“爱人”，而老子的“知”不仅是空无一物，同时也是“目中无人”，《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老子即使有“知”，也是“不行而知”，他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第四十七章》）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出大门，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认识天道。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因此，“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不必亲见就明了，不必去做就成功。《老子》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重要的意思：一是它的认识方法，排除了一切感觉和经验，企图通过一种神秘直觉来体悟认识对象，所以是“不行而知”；二是它的认识对象，排除了一切客观事物而直指天道，所以他的“知”是“空无一物”和“目中无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后被世人认为是道家的理论基础，其实佛教也大讲“体悟”，全然是超验的；王阳明于贵州龙场悟道，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成是一种神秘直觉的体验。其时，阳明先生端居澄一，以求静默，所思者惟“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格物致知”之旨乃“忽悟”而得。所以稍知中国认识发展史者，都以先秦哲学为几千年之根础。《老子》这里，不就有“众妙之门”？
《老子》的“行”，可以说是“无知而行”。他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无知”，而是装作“无知”的样子，不露锋芒，以减少麻烦，超脱纠纷。他讲“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就是这个意思。越是聪明的人，越要装做傻瓜；越是宣传部长，越要少说话。话说得太多，其实是无知的表现。
老子讲人不仅要装作无知，甚至要去真正地做到无知，做到“绝圣弃智”。他讲道：
智慧出，有大盗。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它讲了许多“不知而行”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手段，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比如：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
是以圣人，……学不学，……。
他甚至以“无知”来作为一种愚民主张，认为人民的知识多了，就不好统治，他希望老百姓越无知越好。看来，老子的认识论不仅与伦理学有关系，同时还与政治权术联系在一起。他曾经主张对人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些，历代统治者是很乐意照办的。他还说：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
所有这些，同孔子的“仁智统一”的“知人”、“爱人”的学说比较，已经完全走到反面去了。
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有种种不同的观点。有主张知先行后的，也有主张知后行先的；有主张知难行易的，也有主张知易行难的。孔子与王阳明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是知行关系的又一个方面。而《老子》在这个问题上，主张把知行关系彻底割裂开来，是很特别很典型的一派，它对知行关系的分割走向了蒙昧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西方，与老子同时，出现了一个崇尚知识，以知识为美的时代。与老子同为“隐者”的赫拉克利特（人称“晦涩哲人”的，西方有赫氏，中国有老子。他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提出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提出“道”和“逻各斯”的第一人。），充分肯定知识的作用。他认为，“爱智慧的人必须熟悉很多东西。”还说：“凡是能够看到、听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我喜爱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5页。）他不仅对感觉经验十分看重，还更加重视思想、智慧也即理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只靠感性经验是不能得到真理的，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唯有思想、智慧才能“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老子》认为，只有摒弃一切知识，才能把握住“道”，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认为只有不仅凭借听到、看到、学到的感觉经验的东西，而且更要依赖思想、智慧等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逻各斯”，这个思想、智慧实际就是赫拉克利特反复强调的“逻各斯”。在他看来，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握这个“逻各斯”。西方哲学尽管没有知行的概念，但可以肯定地认为，知与行的观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诚然表现为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倾向。之所以仅仅是一种倾向，是因为在赫氏看来，能够把握“逻各斯”的，只是一部分贵族阶层的人。这符合他的身份。知与行的结合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人人皆可”的。
古希腊的几乎所有哲学学派，无不以追求知识、崇尚智慧为美德者，以至于出现了智者运动。在智者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苏格拉底的“道德知识论”，把道德归结为知识，提出“美德即知识”的著名定义。这个论断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但他把道德与认识、知识与行为结合起来，亦即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了认识论与伦理学的一致性，因而与孔子、王阳明一样，一方面把道德行为知识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相联系。这种从认识论上、从科学上来了解道德本质的做法，是积极的、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他们都把道德绝对化和永恒化了。当排斥了道德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时，他们不约而同走向了唯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