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大儒孟子以孔子学说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在孔子仁学或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思想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几种来源深厚、影响深远的人生精神：⑴自承先贤，身任天下；⑵民生为本，仁爱为怀；⑶尊德乐义，以义待利；⑷崇义尚道，舍生取义；⑸忧患以生，自强不息；⑹修心养性，自善其身。
孟子（约前372-289）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大师，他虽然没有直接受教于孔子——“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S226;离娄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但他以孔子（前551-479年）学说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在孔子仁学或礼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学说，并为宣扬和践行这种思想学说而身体力行，奔走呼号。透过《孟子》一书阐述的思想学说和孟子的实际人生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几种来源深厚、影响深远的人生精神。
一、自承先贤，身任天下
孟子和孔子一样，奉行的是厚古薄今、崇古尚贤的社会历史观，他认为：尧舜之后，圣人之道就衰败，于是社会动荡，民生悲苦，社会从原有的和谐、美好的有序社会堕落为现有的混乱、悲惨的无序社会。而要挽救这种无序的社会，要恢复尧舜时的盛世之景，则只有实行“仁义”这一圣人之道。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他斥责杨朱和墨子的思想主张是充塞仁义的诬民之邪说，宣称要象大禹治水防洪平天下，周公兼狄驱兽安百姓，孔子著《春秋》明大义一样，出来端正人心，灭除邪说，反对各种偏激而错误的行为和言论，从而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等三位先贤的崇高事业。
孔子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S226;子路》）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S226;阳货》）孟子象孔子一样，“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身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人生抱负。他说：“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公孙丑下》）他甚至还以救世者的姿态慷慨地宣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孟子大约自四十三岁起就奔走于邹、齐、鲁、宋、梁、滕等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腾文公下》），不断向诸侯王公宣扬自己的仁义学说，直至七十余岁止而返，所谓“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S226;孟子荀卿列传》）。尽管孟子的思想主张与战国时代征战攻伐、崇尚强力的历史趋势不相吻合——“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S226;孟子荀卿列传》），但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
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是儒家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内容之一。它蕴含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人活着就应该象先前贤达人士一样，把为天下人谋福祉当作自己人生的崇高使命和不懈追求。“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后人对这种身任天下之人生理念的绝好解释。孟子这种自承先贤、身任天下的人生精神，也大致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德政合一之倾向和泛道德主义之倾向，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治国平天下，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生为本，仁爱为怀
孟子的“仁义”学说基本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这种伦理政治学说渗透进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一种不渝之人生精神。孟子首先积极肯定了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后坚持政治统治、国家管理要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要以天下人民的生存生活为念，对百姓要体民心、察民情、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修行仁德，实现仁政。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对黎民百姓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然而还不能一统天下和安定天下的，从来都没有。本着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精神，他甚至敢于说出那种在那个时代可谓大逆不道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孟子的伦理政治观固然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有幻想通过仁政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思维之幼稚性。但孟子这种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生精神，却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人生价值取向。尽管孟子这种民生为本、仁爱为怀的思想和精神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成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民本思想和民本精神，并且与官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相对应；但从非政治层面来说，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生存生计为本，对人仁爱，如孔子说的那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S226;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S226;雍也》），那也是值得现代社会去大力提倡的。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尽心下》）孟子的仁爱为怀不仅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要求，更是一种生活德性的要求；它不仅体现在对民众的普遍之心理仁爱上，更体现在诉诸于具体行动的对具体人的具体仁爱上，甚至体现在对一切生命尤其是肉体生命的具体仁爱上。他说：“无伤，是乃仁术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知者无不知也……仁者无不爱也”（《尽心上》）他还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见，仁爱为怀不仅要推己及人，也要推人及物，是对人的普遍尊重，也是对生命现象的普遍尊重。孟子这种善待人、善待生命、善待万物的人生精神，是值得现代人去深刻地反思的。
三、尊德乐义，以义待利
孔子曾说：“福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S226;述而》）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S226;泰伯》）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S226;里仁》）面对义利的矛盾冲突，面对道德要求和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孟子继承了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S226;述而》）的人生精神，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也就是说，孟子要求对人生始终贯彻这样一种严格的生活准则：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点也不能给予别人；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那怕是一丁点也不能取于别人。而对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利益，孟子认为自己去获取多少或给予别人多少，都不过分，比如孔子和尧舜这些圣贤人物就曾这样做：“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孟子认为，如果人们对待实际利益的给予和获取都能见利思义，并且内心培养有一种“尊德乐义”（《尽心上》）的道德情感，那么他就能做到“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滕文公下》），甚至“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万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