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和发扬者,他被尊为亚圣,而“孔孟之道”亦被当作儒学的代名词。孟子对如何做人有着充满智慧和哲理的论述与阐释,今天读来仍能给我们很多启迪。
孟子主张人无分贵贱,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他喊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孟子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这些基本的人性其实就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天性和人格上,圣人和凡夫俗子是生而相等的,他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正因为每个人都具备善良天性和良好品德,如果人们不断发展自己的“四端”,也就是善性和道德,那么“人皆可为尧舜”。
钱穆先生指出,孟子的性善论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启迪人们向上的自信;二是鞭促人们向上的努力(《孟子要略》)。而孟子提倡学做圣人不仅有益于挽救社会风气,更为重要也更积极的意义则在于肯定众生人格平等。每个人经过努力都能够成为圣人的命题,从终极目标上激励人们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同时表明国君、大臣和庶民在人格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在等级分明的古代社会,这一思想无疑是大胆而带有进步意义的。
在孟子看来,要想成为圣人就必须“保养本心”、善养“浩然之气”。孟子说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能够“塞于天地之间”,听起来似乎充满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实则仍以保养本性和加强仁义道德修养为旨归:“其为气也,配义与道矣。”(《公孙丑上》)纷繁世间,酒色才气,人生总是充满了欲望和诱惑,要想学做圣人就必须摆脱这些外在干扰。孟子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人”。君子“以德服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抵御外在物欲干扰,保养良好天性,既需要好的环境,更需要个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孟子更强调个人的立志和坚持,强调君子必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虽然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但其出发点是在强调人们尤其是君子应该注重道德修养,因而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孟子成名后,每次周游列国,车马随从甚众,场面非常气派,所到之处,诸侯贵戚盛情款待。他的弟子对此不理解,怀疑这不符合儒家所讲的君子不言利的精神。孟子则坦然处之,他解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是否违背道义,有道,利再大也不为过,无道,利再小也不能受。孟子反对的是大家都将“仁义”抛诸脑后而把眼睛紧盯在“利”上,反对“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
与老子的清净无为不同,孟子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公孙丑下》),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他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那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必须经风雨、见世面。孟子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激发出强烈的进取精神:“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上》),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孟子还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算不上大丈夫吗?他们位居多国要职,发起怒来诸侯都恐惧不已,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道,他们哪里能称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来,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无为其所不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
“仁人无敌于天下”,有了这样的修养和“浩然之气”,就能够无所畏惧。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他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孟子多次与诸侯论治,坚持仁政主张,言辞犀利,敢婴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一令专制君主嫉恨恐惧不已的著名思想。这种平等的君臣观无疑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进步得多,它引起专制帝王和奴仆们的恐惧和指责,说它使人忘却“君臣大义”:“孔子之道,君君臣臣,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1500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语,仍咬牙切齿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明史·太祖纪》)他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又大肆删削《孟子》一书,但是孟子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些不过是徒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