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就儒学研究而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化的层面上，把儒学解释成一套知识系统就完事了。我们需要深入到儒学的最深层次，即儒家最关心的心灵层面，了解其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这显然关系到知识与信仰、情感与理性一类的重大问题，有助于儒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正如人们所说，要解决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宗教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靠简单的“定义”就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对宗教的本质能不能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
“宗教”同“哲学”一样是从西方译过来的，运用到中国文化的分析中，就有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宗教及宗教学理论也有其历史的发展。最早是宗教神学，着重于存在论、本体论一类的论证；后来又出现了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社会学，前者着重于个体的心理和精神体验，后者着重于社会现象和社会功能的分析；现在又有人提出“俗世宗教”或“现世宗教”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物质技术崇拜的批判。论题有变化，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也有变化，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本质亦有变化？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似乎没有改变，这就是凡涉及宗教的问题，都是有关人生信仰的问题而不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知识问题。如果说在古代，宗教与科学尚未完全分化，只能从基本倾向上进行分析；那么，到了现代，二者的基本界限应当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也应当在这一共识之下研究儒学的问题。
这里还有宗教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信仰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但精神生活有宗教的、有人文的，不能都归结为宗教信仰。比如哲学、美学、艺术等等，都是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但不能统统说成是宗教。历史上既有宗教哲学，也有非宗教哲学，情况不同。那么，有没有介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哲学？有没有既是人文的又是宗教的哲学？这就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了。究竟如何认识宗教信仰与其他精神现象（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很多争论就发生在这里。 单从理论方面说，宗教具有如下几个条件和特点，这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
一是超世间、超自然，即超越现实世界、现实人生，承认有另一个独立的完美的精神世界，不管这个精神世界是彼岸的天国还是别的什么。一般而言，宗教主张绝对超越，但是究竟有没有一个绝对超越者即绝对主体？如果有的话，它是位格化的神即上帝，还是非实体的存在？东西方之间似乎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西方的基督教系统是主张实体论的，而且是位格化的，与之相应的则是“创世说”；而东方的佛教则是主张境界论的，认为世界从来就是如此（虚幻的世界也是存在的），涅槃是绝对超越，但它是一种境界而不是绝对实体，尤其禅宗（中国化的），并不敬神，却要成佛，佛就是境界，并有“出世间、入世间”之说。 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主张儒学是宗教，但他是从实体论的意义上讲超越的。他也讲境界，但他认为，真正属于境界形态的是道家而不是儒家，儒家兼有境界与存在，而以存在论为主要形态（《才性与玄理》，P125，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它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根据”，即绝对实体。其基本的进路则是“道德的宗教”，即由道德而进至宗教。他认为儒家承认有道德本体，本体即是实体，而道德本体即实体同时亦是宇宙本体即实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既道德又宗教”，但这是“道德的形上学”而不是“道德底形上学”。我承认儒学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不同意儒学是实体论的说法，因为儒学的存在论是不能脱离“时间”观念的（不详述）。
二是终极性即所谓“终极关怀”（梯里希）的问题，是指人生的归宿问题。如果说，超越的问题是从存在上说；那么，“终极关怀”的问题则是从主体体验和人生信念方面说。这是西方现代以来很流行的说法，也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这种说法是不是以存在论上的绝对实体为前提，或隐涵着绝对实体论的内容，似乎不能一概而论。可以指出的是，这种说法至少包涵了某些人文主义的因素，或者逐渐向人的问题转移。所谓“终极关怀”，是人的关怀，离开人的诉求，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终极”还有无限、永恒之义，也有超时空之义。人生是有限的、短暂的，但人对无限、永恒有一种心灵诉求，希望能够实现之，或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永恒的意义。比如人类最重要的情感是爱，这被认为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因而是一种“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近年来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他特别指出，儒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心灵关系，因此，“儒学可以说是这一意义的宗教。”（《儒教问题争论集》，P411，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也是很多人采用的说法。
除上面所说的两个重要特点之外，还有人从儒学的功能上说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就是从儒学的“教化”上说明其性质。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儒学承担了宗教的功能，起到了宗教的作用。但是，这种说法的背后似乎隐涵着某种更重要的前提性看法，不能只从功能上说。目前关于儒学（或儒教）之“教化”是指社会人文教化还是宗教教化的争论就是如此，只从“教化”本身不容易说明问题。（见《儒教问题争论集》中冯友兰先生与李申先生的文章）这就是说，要从功能上说明儒学是不是宗教，还要同前面所说的两个条件联系起来考虑。 那么，儒学（或儒教，我对二者不另作区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因为“学”与“教”都可以是宗教的，亦可以是非宗教的或人文的，问题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名词所代表的意义上）与宗教究竟是什么关系？能不能说，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说，儒学是宗教？ 别的不说，单从理论层面上说，我认为要判定儒学是不是宗教，关键是如何理解“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正如古今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儒学中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位儒家，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而任何一种答案，都关系着儒学的命运，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离开这个问题，就无从把握儒学的精神。既然如此，这个问题也应是我们思考儒学究竟是不是宗教的根本出发点和切入点。
首先的问题是，儒家究竟是不是承认天的先在性、本原性？这是最近重新提出来的一个老问题，说明还没有解决。儒家是讲“天人合一”的，而且重视人的地位，但是，儒家并没有否定天的先在性、本原性。孔子不必说了（《论语》中这方面论述很多），即使是讲心学如孟子、王阳明者，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之学，虽然突出了心性，但仍以天为最高存在。“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王阳明被认为是中国讲主体哲学的代表，但他一方面说，“人心是天渊”（《传习录下》），这个“渊”字是深远之义，亦有渊薮之义，是说心“无所不该”，天的意义即包涵于心中；另方面又说，“性之原天也”（《传习录中》），这个“原”字是根本、本原之义，即天是人心人性（良知）的真正本原。从存在论上说，儒家无不承认人的生命（包括心性），皆来源于天，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与西方的主体论哲学完全不同。有些讲主体哲学的人，用西方的某些观念样式讲中国的儒家学说，如牟宗三先生用康德的“先验主体”讲儒家的心性之学，我认为并不符合儒学的精神。（这并不是说，儒家没有主体思想） 但是，承认天的先在性、本原性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天究竟是不是超自然的存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最多而且迄无定论。这同样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近来有一些新的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我们需要提出新的解释，展开新的对话，使我们的理解与儒家的“经典文本”更加接近，从而实现新的“视界融合”。任继愈先生和李申先生都认为，儒家所说的天是指主宰万物的最高神即上帝，因此，儒学是宗教（见《儒教问题争论集》），而其他论证都与此有关。冯友兰先生则认为，儒家所说的天有多层涵义，但在他的哲学中，天是宇宙自然界，故儒学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同上书）。看起来，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并且涉及到儒家伦理是宗教伦理还是其他伦理的问题，由此可能引出一系列的不同结论。但是，冯友兰先生晚年也承认，哲学与宗教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即都是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不同（见《三松堂自序》，P264-265，三联出版社，1984）。这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变化。他承认他所说的“天地境界”有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即宇宙意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宗教意义。他又提出理性与神秘相结合的问题，并以“受用”、“安身立命”为目的，这也说明儒家哲学有“终极关怀”（见《中国哲学使新编》第7册第11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