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表扬过曾经忠于隋朝代王杨侑的姚思廉的“忠义之风”，表彰过隋代河东守将尧君素“固守忠义”，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克终臣节”，即忠实地履行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这里仍然是在下者对于上者的单方面的义务，仍然具有身份性的烙印。但是到唐宋以后，忠义已经不再限于君臣，不再限于知识分子，它已成为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具有的道德，忠义对于所有的人要求是一样的。忠就是“尽己之谓也”，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办事。义就是“行之所宜”，即按照“应当”、“应然”去办事。可以说，前者是指内心，后者是指外在行为；也可以说，前者是处理上下级、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规范，后者是处理同一等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经一纬，构成了一个普通人处理外在于家庭、家族的社会道德关系的完整体系。以忠义为主要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道德，至少有两点与以往的道德不同：第一，它虽然并不反对孝，却又不再局限于孝，这表明，由于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人们的眼界开始从狭隘的家庭伦理、家族道德中解脱出来，更多的关心自己生活的集体和社会；第二，这时的忠义，已经不再具有血缘和身份性的含义，而是包含着一种平等精神（当然仍有等级的差别）。即以忠而言，它已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关羽忠于刘备、李逵忠于宋江，原因在于刘备、宋江能够以骨肉同胞之情对待关羽、李逵，更由于刘备、宋江所代表的整体利益符合关羽、李逵的个人利益。他们确实是“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比专制主义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上下关系，是一个极大进步。至于义，其范围更是扩大到一切社会阶层之中，不管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关系密切的还是不密切的。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提升，都是一个道德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调整了人们的各种关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在忠义的思想影响下，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例如，一百零八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好汉，聚义在梁山泊，动摇了宋朝的封建统治。而象梁山泊这样的以忠义思想团结起来的农民革命队伍，历代不知有多少。又如，不知有多少个店铺、商帮，在忠义思想的支配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开拓自己的事业。我国历来庞大的手工业和商业往往就是依靠这种方式，这种力量成长壮大起来的。这类工、商业组织，直到现在，海外也还有。可以说，我国千余年来，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民，往往是在忠义思想的指引下，锄强扶弱，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维护正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忠义这种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太过于狭隘，可能导致“封建性、落后性、愚昧性甚至残酷性的哥儿们义气。”
[1][1]如，《三国》中的关羽、张飞为忠义而盲目复仇，导致了严重的失败；《水浒》中的李逵等人，在江州劫法场时野蛮杀人等。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忠义这种道德规范或伦理精神自身，它们都是美好的、珍贵的，而在于这些英雄们自身的品德结构不够完整，他们只有忠义，只懂得忠义，而缺少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即“道”，也就是品德结构的核心。所谓“道”，就是道德主体自身的道德宗旨，它是道德行为的方向、目的，是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有了“道”的指导，对于“义”的把握和运用就会恰当适度。历代儒家对于这一点比较清楚，他们在坚持义的同时，更注意“仁”，事实上这就是一种“道”。孟子反复讲仁是“人心也”，义只是“人路也。”仁是人之“安宅”，义只是人之“正路”，就是强调品德结构中的这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