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教育思想产生和形成于明中叶，它作为一种革新程朱理学的划时代的儒家教育思想，是以传统的学术思想和现实的客观需要作为生成条件的。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瑄、吴与弼等人不满《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规范下事物“述朱”式教育思想控制，主张“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家躬行实践的道德教育传统，因此他们极注重“清修笃学”，当时“海内宗焉”（《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随着宣德以后的政治中衰和理学教育的僵化，士林的忧患意识和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并且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把社会政治、道德的危机归源于教育实践偏离了个人道德修养方向，由此对理学教育思想及科举考试弊端进行检讨与批判。至成化、弘治年间，这股教育、反思与批判思潮由学者间对“清修笃行”的提倡转向对士林及社会道德沦丧的“救治”，其“救治”的方法的“正人心”。如胡居仁，他谢绝科举，身体力行，“其学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在于敬”（《明史》卷二八二《胡居仁传》）。大胆提出：“凡道理具于吾心，大小精粗无所不该”，“心与理一”，“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的观点，以此试图改造朱熹的“即物穷理”论。与胡居仁同出于吴与弼门下的娄谅、陈献章，他们亦在注重自我身心修养时，对程朱理学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修正。如娄谅，大胆怀疑宋儒对四书五经的注释，企图通过对儒家学说的重新解释来“正本清源”。陈献章在道德修养方法论上改造程朱，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闭关修养”。他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以为“日靠书册寻之”，“卒未得”，即无益于“明心见性”，“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神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焕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明儒学案·白沙学案序》）陈献章主张自信吾心，学宗自然，自得于心，“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白典籍，而我自我也。”（张诩：《白沙先生行状》） 娄谅、陈献章可谓心学教育思潮先声的呼喊者，继之而起的王守仁、湛若水正是他们思想的开拓者。王守仁、湛若水的心学教育思想主要针对程朱理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只重书本轻道德的弊病提出的，所以他们的教育主张具有时代进步性。《明史》卷二八二载：“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然而，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比湛若水的要激进得多，他大胆怀疑和批判朱熹教育思想的“知先行后”、“即物穷理”，理欲对立等核心命题和权威性的《四书集注》对原儒经典的割裂与歪曲，明确表现出彻底抛弃程朱的教育理论而重建儒学教育思想体系的“狂者”精神，而湛若水则主要在道德修养方法论上对朱熹教育思想的缺陷进行修修补补，带有明显的“乡愿”意思。所以，随着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王守仁的心学教育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涵盖了甘泉学派及其他诸儒的心学教育主张，取得了主导地位。顾炎武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巳有所从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日知录》卷一八）王守仁心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明代心学教育思想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