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枣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