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同样养育着一方人。受三晋文化滋养的三晋儿女，积淀了太多的三晋文化的遗风余韵，对萦绕着、支配着或影响着他们的三晋文化，或偏爱之于颂扬，或批判之于继承，或离经之于叛道。然而，谁也不可否认，“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三晋文化的发展。到底是三晋文化因为有了“忠”、“义”思想而灿烂，还是“忠”、“义”思想使三晋文化得以辉煌，“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的崇高地位都是无法动摇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其影响之深远，也是无以比拟的。
“忠”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之忠；“义”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所担当的义务。严格履行责任和义务，乃是人生之正道。在晋国的传统思想中，“尚贤”使晋国在用人上始终从国家利益出发，选贤任能，内尽其心而不欺；“尚公”使晋国士大夫遇事处以公心，无私而合宜；“尚法”则使晋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摒弃瘤疾，拨正航道。这些传统，是“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得以生发的基础。
事实上，自有晋以来，“忠”、“义”思想就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晋文公时代，“忠”、“义”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倡导和发展。在晋文公的“尊王”、“重义”、“征信”、“敦礼”、“尚贤”、“赏功”等一系列政治思想中，“忠”、“义”思想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周王室自东迁洛阳后逐渐衰微，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起着维系华夏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要想称霸诸侯，必须尊奉周天子。晋文公即位不久，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逐走周襄王。当周襄王向秦穆公、晋文公告急时，秦穆公就把军队驻扎在黄河边，准备护送周天子回国。晋文公见此情景，迅速带兵赶到，命人告诉秦穆公，作为同姓（姬），晋国理应派兵护送周天子回国复位，要求秦国退兵。随后，晋文公带兵打败狄国军队，杀死王子带，安定了王室。尽管晋文公的尊王是出于霸主政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尊王忠君的效果，并使尊王忠君成为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晋文公时，诸侯争霸，以强凌弱，以下犯上，天下一片混乱。晋文公即位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懂得义。所谓义，即直，但已不是周初分封制所确定的那种宜，而是在周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后，按照新的要求，重新确认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安定国家。他抓住时机安定周王室，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百姓和各诸侯国懂得事君之义。在国内，他颁布了一系列政令，使百姓安于生计。他还授职任事，确定名位，赏赐有功之族，各以其地位和职位享受俸禄。就这样，在新的基础上，晋文公明确了各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处的地位，即他们的“义”。
如果说“尊王”、“重义”是“忠”、“义”思想在晋文公政治思想上的直接表现，那么，“征信”、“敦礼”、“赏功”等，则是间接表现。
所谓“征信”，就是求得诸侯和国内各阶层的信任。在当时，诸侯之间连年征战，没有什么信任可言。晋文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信用。比如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面对楚国大军，晋文公下令“退避三舍”，实现了当年许下楚成王的诺言。晋文公刚即位时，原国不服，他就命令士兵带了三天的粮食，声明用三天时间就可攻下原国。可是，三天之后，原国百姓誓死不降，他就下令撤退。这时得到情报，说原国准备一两天就投降，因此，将领们要求继续攻打。但晋文公认为，如果不撤兵，就会失去士兵和百姓信任，最后，晋军还是撤退了。
在“征信”的基础上，晋文公还注重“敦礼”。他认为，没有一套适当的礼仪，百姓就不会尊敬长上，服从命令；没有一套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国家就不会安定。他让百姓知礼的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在原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式，让百姓看到国家应当遵守的礼仪，使百姓振奋精神，感受到国家的强大。这同样是告诉百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怎样做就是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担当起了应尽的义务。
至于“赏功”，就是赏赐有功人员，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晋文公选择职官的根据是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诸姬之良”、“异姓之能”，这实际上就废除了公室贵族世卿世禄的传统旧制。晋文公的这些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春秋时期晋国历史的发展，使晋国政治形成了不同于春秋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晋文公的“赏功”实际上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公心和诚敬无私的思想，这是“忠”、“义”思想的本质。由此可见，“忠”、“义”思想在晋文公时代和晋文公身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和飞跃发展。
在晋和三晋时期，“忠”、“义”思想从奠基到发展至鼎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许多仁人志士都为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反过来讲，“忠”、“义”思想在许多人身上都有过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表现。晋文公、魏文侯可算作“忠”、“义”思想从形成、发展到鼎盛的标志性人物。围绕着他们，还有更多人物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比如说，在晋文公出亡途中，有一天实在无处觅食，饥饿难行。从臣介子推忽然捧着一盆肉场递过来，重耳接过来就吃，吃完后才想起问介于推：“这肉是从哪儿来的？”介子推说：“这是我从大腿上割下来的。我听说，‘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天公子没饭吃，我就割股肉给公子充饥。”重耳流着泪说：“我这样一个逃亡之人，太使你受苦了！我怎么报答才好呢？”介子推说：“但愿公子早日回国，成就我们做臣子的心愿，我哪里图什么报答呢？”可以肯定地说，介于推的所作所为，对于晋文公政治思想的形成一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然而，介子推的忠君表现并未到此为止。在他身上还有着浓重的“义”的一面。公元前 636年，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在赏赐从亡者时，竟忘了赏赐立有大功的介子推。介于推不愿留下求赏的恶名，遂偕母离开国都，辗转上了绵山隐居。后有同情介子推者，悬书宫门为他鸣不平。根据传说，晋文公得知后，马上亲自到绵山访求介子推。但是，找来找去，却找不到介子推的踪迹。文公就派出土兵在山前山后放火，意思是希望能把介子推赶出来。可是，介子推到死不肯出来，子母相抱，被烧死在柳树之下。后世为纪念介子推，遂将绵山更名为介山，并于每年清明节前二日不举火，进冷餐，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寒食节”的风俗。
再如春秋末年，晋景公诛灭赵氏家族，赵氏面临灭亡绝后之难。曾受赵氏恩惠的程婴与公孙杵臼，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赵氏孤儿赵武。这个“赵氏孤儿”的故事成就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感天地、泣鬼神的壮行义举，更为三晋儿女乃至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忠”、“义”赞歌。
到了战国时期，我们在三晋也不难找到像“完壁归赵“、“将相和”、“豫让吞炭”等等脸炙人口的历史典故，以为“忠”、“义”思想的佐证。赵国的蔺相如，面对贪心而强大的秦国，以自己的机警和智慧，既保住了和氏壁，又为赵国赢得了应有的尊严。蔺相如因两次挫败秦王而被封为赵国宰相，引起了老将廉颇的不满，而蔺相如又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主动化解了将相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国家利益。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临患而不忘国家的行为正是”忠”、“义”思想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和升华。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也离不开君王的推动。在晋和三晋时代，“忠”、“义”思想从君王思想变成民间行为，又从民间行为走向君王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过程。从晋文公对“忠”、“义”思想的发扬光大，到魏文候时代，“忠”、“义”已经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儒、法思想的荟萃交融。魏文侯不但“好学”、“好古”，而且广泛拜师求教，择善而从。他拜儒家学者子夏为师，友田子方，礼段干木，终使国治身逸。事实证明，魏文侯拜子复一派儒者为“王者师”，“学以安国保民”之道，确曾有力地促进了魏国的兴旺发达和魏国历史文化的繁荣昌盛。由于魏文侯礼贤下士，所以，当秦国计划进攻魏国时，便有人告诫秦君说：“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魏文候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为师，尊崇儒家学说，发展“忠”、“义”思想，是一个符合儒家道德的贤明国君，加上他的才能和卓识，终使他成为战国时代大有作为的政治家。
从根本上讲，魏文候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而非学者士人。他的既尊儒又重法，不过是基于政治需要的战略举措；或者说，这不过是魏文候从强化和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出发，为实现其称雄诸侯图霸天下的战略目标而推行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然而，这种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使“忠“、“义”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综观魏文侯尊儒、重法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忠诚、无私的精神实质，也无不体现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之忠和对国家、人民、人生、事业、友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正是这种荟萃交融和兼容并蓄，使得“忠”、“义”思想在魏文候时代发展到了鼎盛。
“忠”、“义”思想在三晋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历史已经远去，未来在向我们招手，但是，告别历史并不等于割裂历史，走向未来也并不等于抛弃传统。事实上，历史是割裂不开的，传统也是抛弃不掉的。不管未来怎样，“忠”、“义”思想早已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它不仅影响着现代的人们，也必将影响后世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