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元年，罗近溪即将赴任云南，他曾回答弟子：“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情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云南时期的罗近溪的种种讲学活动恰恰为这句话做了注解。万里三年（1575），罗近溪到达云南之后在频繁的举办讲会，《明道录》卷八共收录了罗近溪的十一场会讲内容，如《五华书院会讲》《武定会讲》《弥勒会讲》等等，都留下了精彩的论述。讲学活动是明儒进行社会活动和宣传自己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罗近溪则更是与王龙溪并称二溪，有“近溪舌胜笔
]”的赞誉。可见，罗近溪的讲学活动带有如下的几个特点：1、直截简易，主张人人有赤子之心。“自中国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无人不有此知······此个知能，平铺在人间，洋溢充乎宇内。”2、当下醒悟，悟其原与圣贤不二的天道仁体，使“四旁老幼不下百辈，咸跃然兴曰：‘如此谈道，吾侪谁不晓得？如此学圣，吾侪谁不做得？听来果是痛快。’”
讲学是为了“致良知”，出仕也是为了教化百姓，在罗近溪的心中，出仕与讲学原是一体，其目的都是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因此罗近溪的事功往往以讲学教化为先，不用刑罚而民自化，不动兵戈而匪自清。在“仕而优则学”这一问题上，云南时期思想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罗近溪，在《五华书院会讲》篇中给予了回答。《五》篇中方晹谷提出了三个问题，“仕而优则学”，“颜渊季路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罗近溪举圣人为例以说明学和仕不过是《大学》里说的“诚正修为齐治平”，中间以明明德贯之，而这个明明德罗近溪又指[① 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御，页142。
]出就是孝弟慈，学和仕说是两件事，其实不过就是孝弟慈一件事，也就是“圣谕六言”这一件事。它既是人伦情感，也是道德天性。从内在的人心角度讲，孝弟慈即是天生具足的良知良能；从外在的教化角度讲，孝弟慈必须落实在为政以德上，而不能泛泛。所以罗近溪说“此三件事（孝弟慈）从造化中流出，从母胎中带来，遍天遍地，亘古亘今。《武定会讲》篇中，罗近溪更是坦言直道：“今我明圣谕,首先以孝弟慈和为治,而先儒阳明诸老又拳拳以良知良能为教······正好趁此发愤,做个真正好人。”
云南一带历来属于教化未开的蛮夷之地，罗近溪此来为政为学，一改以“杀戮为家常，以战斗为美事”的民风习俗，变夷为华，去危即安。所到之处父老子弟群居听讲，闻者无不心思雀跃，忻忻向善欲做好人，合滇省之华夷而共归于大同之化。这种教化民众、开启民智的作为可以说是儒家仁者风范、外王事业的彰显。在《临安会讲》一篇中，罗近溪先讲孝弟慈，又讲赤子之心，他说人之善性，云南人与天下人一般，是人所共有，不学不虑的天性。“孩提无不爱亲、无不敬长、不失赤子之心而名为大人也。”因此，罗近溪以赤子之心为现成良知，让人人可成圣有了内在的依据，以落实在日用伦常中的孝弟慈为方法或功夫，二者同出一源，体用不二，最终在他的讲学、为政中则是以圣谕六言为名目体现出来。纵观《五华书院会讲》等十一篇，罗近溪以《论》《孟》为依据，以圣谕六言为核心，演说孝弟慈是天道之呈现，赤子之心为孝弟慈之根基。他在会讲中反复强调“人人皆做过孩提赤子来,人人皆知得爱亲敬长来”，因赤子之心不学不虑是天然禀赋，因此可以通达万变，做得大人。这里的赤子之心已经与阳明的良知相统一，成为心之本体。而发一赤子之心则必然就会做到孝弟慈，如此做的内圣，外王自然也就不远了。因此唐君毅先生称近溪之学“简易直接，宛若宗门手段；不离践履，依然儒门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