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斗争也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邓小平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科学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反对腐败和怎样反对腐败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反腐败斗争“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有效遏制腐败，会毁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怎样反对腐败？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论断，形成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理论：其一，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其二，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抓”、“长期抓”的方针，要把反腐败贯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其三，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其四，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其五，要以党的领导干部为重点。实践证明，从党内抓起，从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是反腐倡廉的正确途径。第六，邓小平强调对腐败现象要严厉打击，除恶务尽；要把端正党风和纠正社会各种不正之风结合起来；党要接受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等。[34]
邓小平的反腐倡廉理论，正确指导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反腐败斗争，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明确提出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格局逐渐形成，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和腐败行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及消极影响，也会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来，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在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一条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35]
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5年初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构建惩防体系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体现了注重治本、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精神，标志着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入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央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增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历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在全体党员和政府公职人员中强调廉洁的精神的重要性，并很注重榜样的教育力量，重视精神力量对廉政文化环境净化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当前正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正是这种经验的最新发展。
新中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很注重汲取中国传统和近代廉政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应当说，新中国对于廉政文化建设，除了重视理论建设、思想教育和价值观的改造，重视精神力量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之外，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说反贪污腐败的制度规章，逐步完备，甚至与当代西方国家相比，更臻完备。我国反腐败机构的设置，更是将执政党内的廉政机构建设与政府部门的反腐败机构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