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句出《论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类似的古训很多，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百忍堂中有太和，都是说的“和”。儒家的“太和”观念，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儒家是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
和为贵，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重大特征。不仅儒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有机部分的其它流派，如佛、道、墨诸家，也大都主张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佛教反对杀生，主张与世无争；道家倡导“不争”，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尤为反对战争。
“和”是宽容主义精神的表现，是理论理性的体现。和睦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环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人类自古至今，因国界、宗教、种族、主权、经济利益的歧异，思想、语言的差别，乃至因家庭、财产、感情等诸多问题，所引起的冲突不胜枚举，以至常常上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剧。和为贵的观念，对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不无裨益。
然而， “和”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亲人、朋友、同事、同志之间，一般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当然要讲和为贵；对于为非作歹的歹徒，穷凶极恶的恶棍，不是不可以讲和为贵，前提是他们必须放下屠刀凶器、主动改邪归正，或者受到强力制裁、废除武功，丧失作恶能力。不然，泛泛而谈和为贵，很容易流于迂腐、乡愿、和稀泥，成了无原则无是非的纵容，甚至成为罪恶的帮闲。
例如，对于老萨这个独裁魔王、战争狂人、危险分子、邪恶凶徒，只有武力，才能逼他或打他出局，武力解决是最好最干脆最根本的办法。美国的“倒萨”，正是追求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和平。某些人却拼命与见义勇为、疾恶如仇的美英政府唱对台戏，口口声声“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和为贵”，就给人以和稀泥无是非的嫌疑，而且明显地起了纵容、帮闲老萨的作用。
当腐败份子利用手中权力一次次砸向上访的农民、下岗的工人，一次次抓捕、关押他们之时，不说和为贵；对于呼吁反腐、追求民主的忧国忧民的勇敢学生、热血志士和异议分子，不说和为贵；对于同祖同文、血浓于水的台湾同胞时，不说和为贵，对于在国内大搞暴力恐怖、在国际大耍流氓手段的萨达姆，却强调起“和为贵”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