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
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根据欧阳修的《廉耻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也就是说清廉是官员必备的政治品德。明朝的郭允礼撰写《官箴》，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吏不敢慢；廉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对“公廉”最为后世称道的经典阐释，对中华廉洁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座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宝库，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廉政建设中具有独特作用。廉政建设只有注入文化的基因之后，才会赢得恒久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自豪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的同时，应积极萃取古代公廉文化的精华，将其转化为我们党在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撑。
但是，今天我们建设的廉政文化毕竟不同于古代的“清官文化”，需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特征。首先，廉政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打牢了，才能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其次，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大课题。有人说，美国靠“三片”影响全世界，即好莱坞大片、麦当劳薯片、英特尔芯片。实际上，“三片”附着的就是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和影响力。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更趋激烈，文化已经被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提高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正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中国来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的重要任务，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这是时代赋予廉政文化建设的崭新意义。第三，“清官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过分依附于个人的品质和道德，不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要克服这一弊端，必须与制度建设相得益彰。我们知道，廉政文化一旦形成和固化，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有力度，更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