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的意识的产生来看，它基于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最朴素的亲亲之情，是一种“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世情感和普遍人性。在朴素自发的孝意识的基础上，我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并作出系列基本规定，在孝亲之外，注入社会、政治和教育价值，使“孝”上升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强化，孝道便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规范。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来强调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孝为百善之首”、“罪莫大于不孝”。[1]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 “先王有至德要道，至德要道元出于孝，孝为本也。”[3] “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4]孔子作为孝道的奠基人，为什么选择“孝”作为道德建设的基石？无疑，“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孔子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而“礼”，即周礼，是孔子实现其理想的基本手段，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世乱纷纷，礼崩乐坏，所以他试图通过理论建设、教育和道德实践，以“仁-礼”的文化心理结构，重建社会秩序，“为万世开太平”。在进行这项巨大的工程时，他清醒地认识到，“礼”是诉诸于强制的外在律令，即使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得以推广，但“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终究难以成为人们普遍的自觉的行为。要使“仁”与“礼”成为人们的自觉，必须将之建立在坚实的情感基础上。孔子找到了“孝”这种情感和意识。亲子关系是家庭中血缘承继的人际关系，亲亲之情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基础上建立一套道德规范，不需要依赖宗教的“敬”、“畏”，也不需要凭借政治法令的强制，人们自然而然能接受。以“孝”作为人道之始，作为人性的本根，作为家庭和社会秩序、道德律令的基础，具有强烈的情感归依和充分的说服力。通过孔子等先哲的倡导，“孝”遂成为德行之本，人们立身行事的出发点。
孔子并不满足于“孝”对于稳定家庭秩序的作用，他更看重的是“孝”的社会功能。当“孝”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之后，它具有能完善人的功能，其滋生的道德习惯能迁移到一个人的立身行事处世上。“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5]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6]首先是在家庭中，孝推广为“悌”，对兄长要尊重、顺从，并进而形成“兄友弟恭”的伦理秩序。进一步，“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7]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8]移孝为忠，移孝为信，移孝为修身之道，孝成为整套社会道德规范的逻辑起点。一个孝子除了具备对家庭的责任感外，必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将孝道由私德引向社会公德，将社会公德建立于个人私德和人伦自然情感之上，是孝道能够成为传统道德建设的基石的根本原因。
正如孔子弟子有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9]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孝对于培养“顺民”、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的特殊功能，所以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鼓吹，不断扩展孝道的内容，将其泛化和法制化。汉文帝以降，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从北齐起，不孝就被列为十恶之一，属不赦之罪，干犯不孝之罪，惩处极其严厉，以后历朝历代都相沿不改。另一方面，封建朝代又通过“举孝廉”、旌表等手段，对一些有影响的孝子孝女进行擢拔和褒扬。因而使孝道成了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稳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是以孝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家庭和社会的超稳定特性，除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发展缓慢之外，孝道在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认识到传统孝道本身存在着不少糟粕，也反对用孝道来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们也看到，传统孝道自有其精华和合理性，其所由产生的心理情感和伦理文化基础是不容怀疑的，其社会价值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的角度，还是从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看，我们都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孝道，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之进行扬弃、创新和发展。
